流动人口作为我国城镇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其能否实现充分就业，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放缓，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问题突出，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率不仅低于初代，并且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迁移进入家庭化迁移为主的新阶段，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稳步提升，配偶、子女及随迁老人比例增加。以往学者在研究流动人口就业决策问题时，多关注流动人口个体禀赋、社会宏观因素与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关系，缺乏对家庭化迁移和人口迁移层面的考察，研究视角也多以性别差异分析为主，忽视了流动人口内部的代际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将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借助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A)卷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交叉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初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并结合代际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在数据分析部分，本文首先描述了初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和家庭化迁移现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但年龄结构老化，青年劳动力供给出现断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未婚比例、非农业户口比例、失业保险参保率、向东部经济发达城市的聚集程度、家属随迁和婚姻嫁娶比例、单次流迁比例、家庭化程度、1-3人户比例、1孩比例和本地家庭收入均高于初代;其次，文章交叉比较了初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决策，发现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率低于初代且逐年下降，两代流动人口就业决策在个体、家庭、流迁和社会层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第三，为进一步判别各层面因素与流动人口就业决策的关系，文章构建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控制个体因素基础上，依次纳入家庭、流迁和社会因素，研究发现:由于初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不同，他们的就业决策与婚姻状况、家庭化程度、本地家庭规模、本地家庭抚养赡养状况等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存在显著分化;而流迁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两代流动人口就业决策的影响较为一致:非经济性迁移动机和短距离迁移会显著制约两代流动人口就业;多次流迁经历、拥有失业保险和迁入较高GDP水平的城市则会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就业。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远低于男性，受教育水平与流动人口就业决策显著正相关。　　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与个体、家庭、流迁和社会因素相对应的促进流动人口就业的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第二，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素质;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家庭生存成本;第四，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拓宽就业转移渠道;第五，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就业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