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冲突时期,外部石油依赖度明显增加(一半以上为进口)、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气候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随着能源消耗,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值得注意的是,交通部门对能源耗用的占比较大,而车辆尾气也被认为是中国严重空气污染的最大来源之一。所以,中国交通部门的节能减排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能源汽车是交通部门节能环保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甚至实现“弯道超车”,进而抢占新兴市场战略制高点的“新动能”。十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重点支持和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政策实施效果不如预期。需要更全面、综合地对政策体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与设计。新能源汽车政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策空间,涉及能源、气候环境、运输、城市规划和若干工业部门,目标多样,时间跨度长,还有一系列的技术竞争与创新,超越了现有的政策领域边界和单个部门的职责范围。政府机构的复杂性、政策目标的差异性以及政策措施的多样性都会让政策实施及政策间的协同变得更为困难。而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相关的学术研究目前还不够丰富,不足以为后续政策制定和政策体系的调整提供指导和支持。鉴于此,本文收集2010年至2016年发布的有关新能源汽车的139项国家级政策、30个省和4个中央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的201项省级政策和86个城市的222项市级政策,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的两方面入手,进行分类和分析。其中,政策工具包括供应方、需求方和环境方三种类型;政策目的包括产业发展、研发和推广应用三个导向。在时间维度上,揭示不同时期和不同层级政策的不同侧重点及发展演化。由于补贴政策最受侧重,还对补贴的类型和不同地方政府的响应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的推出整体呈现“规划-试点-推广-补贴-建设”的过程。未来补贴退坡将成为常态,有关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电池技术、二手车及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新能源汽车租赁及共享等方面的政策将会密集推出。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各级政府政策的发展演化进行归纳、梳理、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继续对139项国家级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以协同论和博弈论为理论支撑,参考相关研究并结合专家建议自主开发政策协同度量化评价标准,从政策力度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构建量化模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进行协同与演变的研究。研究发现引导措施和市场环境措施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表现最为出色,从供需两侧发力,通过一系列示范推广和消费目录,辅之以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手段,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中国政府各部门正共同致力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步。但由于政治体的复杂和部门间的博弈,可能导致部分联合颁布的政策力度较低或时效较短。针对研究发现及问题剖析,本研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提出了改进建议。在政策工具设计方面,应差异化设计政策工具,更侧重于研发的突破,调动相关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保证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过程中的便利性和成本费用方面的优越性。在政策体系协同方面,注重跨部门及跨层级的政策设计与实施的统筹及协调,保证政策力度有效性与政策内容可行性的匹配,金融、技术和法规管制措施等政策短板应尽快补齐。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更全面和立体的研究框架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的探析,研究成果能为公共政策理论添砖加瓦,也能为政府后续政策的制定和政策体系的调整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