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判例法为特点的英美法系和以成文法为特点的大陆法系正不断走向融合,各国无论是在法律的内容上还是在法律的形式上都在相互借鉴。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引进判例制度以弥补成文法制度的不足既顺应了法律制度发展的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在行政法领域,世界各国行政法文化今天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行政疆域的变迁,即从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二是行政权行使主体的变迁,即从责任政府到参与民主;三是行政法原则的变迁,即从形式法治演进到实质法治;四是行政目标的变迁,即从管理、指挥、强制发展到服务、指导、合作;五是行政控权机制的变迁,即从偏重司法审查变为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并重。这些变化同样存在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之中,这就是:从目的上看,我国行政法日益重视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从管理论,向控权论、平衡论转变。由于判例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行政法的目的,因此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引进判例制度十分必要。目前来看,虽然我国法学界在建立判例制度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方面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并在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方面给予了充分论证,但是,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建立判例制度是否可行,法学界的论证尚欠深入。正因为如此,本文通过对行政判例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价值理念及法律移植对我国行政法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来论证我国建立行政判例制度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建构我国行政判例制度提出了若干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