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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新儒学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作为新儒学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对新儒学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可谓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其后延续近千年的新儒学就是从他们开始的。今人对新儒学的阐发已多有珠玉之论,但具体在对北宋五子新儒学及其易学思想的阐发中,对邵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造成这一问题的因素众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邵雍的先天易学突破传统的笺注形式而体现为复杂的先天象数易学,而其复杂的象数外壳反而遮蔽了其内在的义理易学思想与新儒学思想。邵雍的思想文本主要是其《皇极经世书》和《击壤集》,尤其是他的《皇极经世书》,一反传统的易学阐述模式,分易学为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视伏羲画卦前的易学为先天易学,亦称伏羲易,文王、周、孔系辞作传后的易学则被其称为后天易。先、后天之间,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明体以达用,通过复杂的象数推演,来阐发其由后天工夫体证先天本体、穷理尽性以臻于内圣外王之境的新儒学思想。 今人对邵雍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虽已取得相当成果,但在邵雍如何通过其象数易学表达其义理易学思想,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其新儒学思想方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甚至于学术界在论及北宋新儒学这段学术史时,对邵雍的思想及其地位影响或轻轻带过或略而不论。如现代新儒家中的牟宗三先生,在宋明新儒学方面的大作《心体与性体》及其续篇《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中对邵雍的新儒学思想忽而不论。而邵雍本人也甚至一度被某些学者视为道教黄冠者流,并被划于儒家阵营之外。 有鉴于以上诸种因素,本文以《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为题,尝试对邵雍的易学与新儒学思想进行深入探究,以期突破目前对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并阐明其学术思想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邵雍的象数易学是何以通过推数及理,并由对象数易学的发挥转向义理易学阐释的,透过邵雍的先天象数易学旨趣及其对象数易学的诠释,探究其如何以《易》阐儒并藉由推天道以明人事,进而来阐发儒理的。二,作为北宋五子之一,邵雍是如何来构建其新儒学思想的,他在本体论与工夫论方面进行过哪些努力以及其在宋明新儒学发展中的影响。三,通过考察邵雍的学术思想的流传,分析其学术思想在传承方面遭遇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而还原邵雍的儒者身份,纠正后人对邵雍易学思想的误读。对以上三方面的阐述与诠释,同时也是对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的新儒学思想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的肯定与认可。 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本文试图做以新的尝试。首先是对待邵雍的先天易学思想的研究中,本文沿着传统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旨趣,由“《易》以道阴阳”,探其阴阳变化背后的消长之理,由阴阳消长之理再落于邵雍对人事之用的阐发,抓住新儒学明体达用的精神,层层分析,由易数及易理,由易理及儒理,进而考察邵雍何以援易以阐明儒理。其次,在对有关邵雍思想文本进行鉴别的基础上,则主要结合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与《击壤集》中的表露出来的思想来展开对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研究,尽可能超越以往单纯依赖《皇极经世书》来探讨邵雍的学术思想的局限。再次,在对邵雍新儒学思想的探究中,结合宋明新儒学的内在特质,贯穿宋儒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通过从新儒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两个角度来考察邵雍的儒学思想,并结合邵雍在观物之乐与仲尼之叹中体现出来的儒学思想进行综合探究,使其儒学内容与思想特色更加清晰。 在内容上,本文共分六章,而思路上则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首先在第一章中,对邵雍的生平和有关著作文本进行考察,力求对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与学术成长过程有较为详尽的把握,同时对属名邵雍的著作文本进行真伪鉴别,为深入探究其易学与新儒学思想奠定可靠基础。在这一部分中,一定程度上剥落了流传中关于邵雍的诸种不实传闻,还原邵雍的“淬然儒者”气象。 在第二章中,主要对邵雍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学术思想的渊源进行考察。前者意在解决邵雍的思想产生的时代环境及其思想特色,通过探讨新儒学与图书易学在当时的发生、发展情况,彰显邵雍的易学与新儒学思想处于新儒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共性与个性;后者意在考察邵雍先天易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及其易学思想在发展中对诸种易学思想的转化,指出邵雍的易学虽然与道教易学有一点渊源,但却最终走向了儒家易学。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邵雍的学术思想奠定基础。 本文对邵雍的学术思想分为易学与新儒学两个视角单独考察,这有助于理清邵雍分别在易学与新儒学思想领域里的思想特质及具体内涵。但实际上,邵雍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通过易学来阐发其儒学思想,因此在这两部分的研究中同时也顾及两者的过渡性与交叉性,这一点在文中具体体现在对思想材料的吸收与阐发上。 第三章专门探究邵雍的易学中的易数与易图思想,通过分析其庞杂的先天象数易学体系,沿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传统易学思路,分别解读邵雍的易数与易图中的思想内容,由邵雍的易数思想分析其何以推数及理、由天道推及人道,由此指明邵雍的象数易学思想所阐述出来的的不仅仅是象数易学思想,更有义理内核;在对相关易图的考察中也是沿袭此思路进行分析。通过对邵雍易数与易图学的分析指出,邵雍通过象数易学的阐发推寻出一个先天而在的形上道体,且此道体同时又内在于天地人及万物之中。因而为其新儒学思想构建起一个形而上的先天本体,并围绕此本体提出其观物工夫,指出其新儒学理论框架在其易学阐释中已初见端倪。 第四章主要考察邵雍象数易学的理论旨趣及其阐释易学的内在理路,在前一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揭示邵雍以象数易学阐发义理易学,进而以义理易学阐发其新儒学思想的理论特色。邵雍透过图与数表达出来的是义理思想,关注的是人事治乱兴衰以及其背后阐发出来的新儒学所关注的性命之学。由此引伸出对邵雍新儒学思想的全面考察。 第五章在前一章考察邵雍象数易学背后的义理旨趣的基础上,专论邵雍的新儒学思想。本章针对邵雍思想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先天本体论思想,分析其对先天、心、性、理、道、太极以及天根、月窟等本体概念,探究其新儒学本体论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对于邵雍的观物思想,本文从新儒学的工夫论角度予以考察,指出其观物思想即观物工夫,亦即新儒家由人道体认天道、穷理尽性、最终成己成物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工夫。同时,在对邵雍新儒学思想探究的过程中,还专门考察了邵雍何以不仕及其背后的思想动因,尤其是邵雍的仲尼之叹,反应出他对儒家核心价值的肯定及对自身时遇的无奈,这恰恰说明了邵雍是一位抱道自高的儒者而非道教者流。 第六章主要考察邵雍学术思想的流传问题,尤其是先天易学思想的传承。这在学术史上一直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历代大儒的正面阐发,也有片面指责,更有偏向发挥。诸如此类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其流传之困难。本章最后对于后儒对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认识及对其评判作以考察,力求对邵雍的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流传及发展有一个概括性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学术思想作出评价。 本文对于邵雍的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尝试,意在考察邵雍何以通过象数易学的发挥转向对义理易学的阐发,进而结合邵雍相关思想文本考察他是何以藉由以易学为主的思想资源来构建其新儒学思想,尤其是他在新儒学的本体论和工夫论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尝试对其作出评价,指出其学术特色与不足。本文希望通过对邵雍的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这种尝试性探究不仅是在思想史层面上的陈述,更有向内的把握与阐发,进而引起学术界对邵雍的学术思想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