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参与和建构 核武器的诞生掀开了人类武器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的力量使得世界范围内很快达成了一种共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必须做出共同努力,彻底消除核武器。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共识的成果,应该说几十年来核不扩散机制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在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核军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中国核政策的转变,同核不扩散机制关系的演进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对我们认识并理解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在经济与政治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日益国际化的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也是一个在世界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它将在核不扩散机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将在什么方面、什么程度上影响机制,它同机制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发展等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本文从参与和建构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章回顾了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发展的历史。第一,界定了核不扩散机制的概念和构成。核不扩散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安全领域,基于各国要求防止核扩散的共同愿望而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包括了所有国际的、国家的、多边的、双边的核不扩散法律、条约、协定和国际组织。它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根本目的,以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Treaty)为基石,以防止核扩散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为根本宗旨,协调各国利益,促进世界各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安全。核不扩散机制包括了七个方面的内容:有关裁减军备的条约、关于限制核武器空间部署及有关无核区的条约、限制核武器发展条约、有关无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和政府声明、有关国际安全的其他协定、有关核裁军和核军控的组织、有关国际出口控制与核查的机构。第二,分三个阶段阐述了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从中国拥有核武器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批判核不扩散,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对核不扩散机制持基本抵制态度;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明确表明反对核扩散,开始部分参与核不扩散机制;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进入全面参与阶段。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的转变呢?第二章从国家行为的角度,分别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新现实主义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国家的内部属性而取决于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位置。中国对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实力增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升,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对核武器的依赖明显降低。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对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中国希望更多参与国际机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寻求更大的利益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是由国家身份和利益决定的,所以只有确定国家身份和利益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国际行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对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转变是中国国家身份<WP=6>由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变,逐步改善其在国际上的形象,弥合与西方主流国家在国际信任上的裂痕的必然结果。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转变的意义、双方存在的矛盾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转变的意义在于:首先进一步推动了核裁军和核军控的步伐;其次促进了机制向公正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最后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形势,加快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目前中国同核不扩散机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矛盾,包括与机制自身缺陷的矛盾、与构成机制的一些具体条约和协定的矛盾以及与西方大国在认知上矛盾。面对这些矛盾,中国应该怎么做,本文给出了一下建议:第一,加快角色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向机制核心主导国的角色转变;第二,加强防止核扩散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防止核扩散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三,加强与西方的沟通与合作,弥补双方认识上的差异。最后一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语:核不扩散机制的出现在防止核扩散,维护世界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核不扩散机制关系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虽然双方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但中国继续参与机制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尤其是在当前核扩散出现新的危机时,中国应该主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的行动中,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符合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