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核心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稳妥化解传统行业过剩产能和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为重中之重。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于传统产能过剩行业中,主营业务缺乏盈利能力、债务负担沉重,并且占据银行信贷资源才勉强得以生存。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既有助于化解债务风险,加快过剩产能出清;还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准确定义和识别是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前提。当前学术界和经济主管部门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认定僵尸企业,一是主营业务缺乏盈利能力且面临沉重债务负担;二是依靠外部势力支持勉强维持存续状态,外部势力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和股东三方面。当前关于僵尸企业治理研究主要从外部宏观政策视角展开,尽管政策因素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主营业务恢复持续盈利能力才是僵尸企业摆脱困境的根本之策。这不仅需要外部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同样不可或缺。本文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开展研究,分析聘任具有什么特征的CEO最有助于僵尸企业治愈。CEO不仅是董事会成员,而且作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的核心管理者,在企业经营管理风格和未来发展方向方面起到决定性影响。聘任CEO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的复杂决策。首先要确定来源,即从内部晋升、集团公司下属其他分公司交流任职还是从外部调任这三种主流来源中选择一个。在确定继任CEO选择范围后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候选人的其他个人特征,包括学历、职称、年龄、籍贯、职业经历等。与其他个人特征相比,职业经历最能反映管理者认知水平和经营能力,因此后续重点考察候选人职业经历的影响,将从多元化职业经历和政治关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由于多元化职业经历和政府背景在上市公司CEO中较为稀缺,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管理者工作和生活区域与企业注册地之间地域差异的影响,以考察多元文化经历和社会资源的作用,从而完整地回答了僵尸企业应该如何聘任CEO这一问题。基于上述思路,本研究采用2004-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CEO个人简历文本数据和个人特征数据研究了CEO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治愈的影响。首先依据学术界通用标准识别2004-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僵尸企业并分析了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的异质性。接下来研究CEO继任来源的影响,分析内部晋升、交流任职和外部调任这三种主流继任来源中哪一种更有利于治愈僵尸企业。在确定继任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CEO不同职业经历的作用。首先研究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僵尸企业治理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其次分析僵尸企业选择政治策略是否有助于自身摆脱困境。最后考察CEO过去工作和生活地域与当前任职上市公司注册地地域差异的效应。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了CEO继任来源、职业经历和地域差异作为切入点,全面回答了僵尸企业应该如何聘任CEO这一问题。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2004-2020年僵尸企业个数占比在8%-13%范围内波动,在宏观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企业僵尸化概率较低,而在速度相对趋缓时则更容易僵尸化。按照资产、负债和员工人数加权计算的僵尸企业占比和僵尸企业个数占比总体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僵尸企业员工人数占比最高,负债占比则高于资产占比,证明僵尸企业普遍缺乏盈利能力、债务水平高企的特征以及地方政府基于就业等公共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经营不善企业破产进程的事实。第二,僵尸企业分布具有所有制、地域和行业异质性。在所有制方面,国有僵尸企业占比一直高于民营僵尸企业。在地域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东北地区僵尸企业数量占比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僵尸企业占比开始快速提高,超过了中部和西部地区,仅次于东北地区。但是随着“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力实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率先全面企稳回升,僵尸企业数量占比在之后两年快速下降。2012年以来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各地区僵尸企业占比都有所提高。随着2016年国家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行业方面,制造业僵尸企业始终是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占同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却不高。公用事业行业僵尸企业数量仅次于制造业,占比也较高。第三,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治愈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显示出,CEO继任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对暂时治愈和永久治愈僵尸企业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永久治愈僵尸企业的难度更大、影响因素也更多,解释效果不如暂时治愈明显。在非内部晋升情形中,CEO继任来源于外部调任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相比交流任职更有助于治愈僵尸企业。影响渠道体现在降低僵尸企业的管理费用率。影响机制有两个,一是薪酬激励机制,二是声誉机制。地区和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僵尸企业治愈的推动作用在国有企业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明显。第四,CEO继任来源和政治关联对僵尸企业治愈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出,聘任政府背景CEO对僵尸企业暂时治愈和永久治愈都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影响渠道表现在降低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影响机制有两个,一是提升业务多元化水平,二是推动并购重组。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僵尸企业比国有僵尸企业更加需要聘任具有政府背景的CEO;政府官员类比代表委员类CEO在僵尸企业治愈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地方政府任职经历比中央政府任职经历CEO更有助于治愈僵尸企业;原本没有政治关联比具有政治关联的僵尸企业更渴望通过聘任具有政府背景的CEO获得政治关联,从而借助资源效应实现做大做强。第五,CEO继任来源和地域差异对僵尸企业治愈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外地CEO对僵尸企业暂时治愈和永久治愈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影响渠道主要表现在提升僵尸企业价值。本章在第四章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提升僵尸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地CEO对僵尸企业治愈的推动作用受到注册地创新文化环境和多元文化经历影响。注册地创新文化环境越浓厚,越有利于外地CEO提升僵尸企业价值。不同文化经历开阔个人视野还提高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有助于外地CEO提升僵尸企业价值。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边际贡献。第一,学术界关于僵尸企业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别、形成原因和不良影响三个方面,僵尸企业治理相关文献尚不多见。已有研究也主要从放松外资管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社保缴费率等外部宏观政策视角展开。本研究从聘任CEO这一全新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分析了CEO继任来源和过往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治理的影响,深化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为解决僵尸企业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也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第二,在CEO职业经历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单一职业经历,包括从政经历、财务经历、研发经历、海外经历、从军经历等。尽管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多元化职业经历的诸多优势,但对于如何准确衡量尚未达成一致,对经济后果的研究更是处在起步阶段。本研究借鉴现有成果并结合僵尸企业形成原因从政府、金融、海外和学术背景四个方面定义了多元化职业经历。上述四个方面准确度量了CEO过往行业类别和社会资本积累,为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三,本研究在职业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环境视角分析了CEO过往工作和生活地域差异对僵尸企业治愈的影响,拓展了地域文化差异的相关研究。综上所述,本研究为加快构建市场化、高效流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环境及僵尸企业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而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