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行政约谈在文化执法中被广泛采用,表明柔性执法工具愈来愈受文化执法部门青睐,体现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趋势。行政约谈作为文化执法部门的重要执法手段之一,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当前传统和新兴文化领域的诸多约谈案例可知,现有的文化约谈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缺位、程序不够规范、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监督救济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但对于上述问题,理论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文化执法与行政约谈天然契合,原因在于文化事务、文化权利和治理主体的特殊性,治理规则的多样性、模糊性,以及文化违法通常并不具有即刻的危险性。因此,在面对文化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时,执法主体应尽量保持审慎和谦抑。文化执法实践中,采用行政约谈这种柔性执法方式,能够充分发挥其前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的优势,更好地保障公民文化权利、降低文化治理成本、减少矛盾对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故文化执法行政约谈制度有其独特价值,应当得到针对性的建构、实施和完善。结合目前行政约谈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执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文化执法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应从行为性质、基本原则、约谈程序、约谈效力、监督救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文化约谈行为的性质,明确文化约谈与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的关系;其次,结合文化治理的特殊性,确立权利本位原则、温和的法律家长主义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再次,为避免实践中行政主体“频繁约谈”、“谈完不管”等现象,还应在程序上规范约谈的启动条件和实施程序,进而明确约谈的效力,在传统的行政强制、处罚之外引入“文化市场黑名单”等行业惩戒机制,使法律后果多元化;最后从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两个维度建立健全文化执法行政约谈的监督救济机制,加强对约谈行为的监督,更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