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一直成为困扰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1974年杂交水稻的问世带来了我国粮食产量的突破,但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依然供不应求。确保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提高粮食单产,减少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损失是当前技术条件下提高粮食总产量的有效方法。随着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引入,该技术将带来增产、成本节约、保护环境等方面的好处,然而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安全隐患也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此条件下,转基因技术的引入是否给社会带来新增福利?新增社会福利在种子研发机构或部门、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状况如何?本研究从粮食生产到消费这一角度构造传统水稻、有机水稻和转基因水稻的供给与需求函数,分析转基因引入前后两个市场均衡状态下各个利益主体的福利变化状况。构造各种水稻需求函数时,考虑消费者偏好因素,基于效用函数来推导单个消费者在三种水稻中的需求函数,再结合消费者偏好分布函数得到市场对三种水稻的需求量。构造各种水稻供给函数时,采用引入了各种水稻的隔离、转基因技术支付等费用的利润函数推导各种水稻的单产函数,同时利用Sobolevsky, Moschini和Lapan(2005)推导的土地供给函数得到各水稻种植面积,接着通过各水稻单产与其种植面积的乘积表示相应水稻的供给量。结果表明转基因技术的引入导致传统水稻价格上升,有机水稻价格降低,增加了各个利益主体的福利效应,但并不表示各种水稻生产者或消费者都受益。研究发现,传统水稻生产者和非传统水稻消费者均受益,传统水稻消费者与非传统水稻生产者福利都减少。在新增的社会福利分配中,农户是转基因技术引入的主要获益者,其次是消费者,然后是中间商,最后是种子研发机构或部门。通过对四种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分析发现,有机水稻隔离费用的增加和转基因技术的不断更新都将带来社会总福利变化的不断增加,标识和可追溯成本费用与抵制转基因消费者比例的不断增加将导致社会总福利变化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