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缓和”时代以来形成的通过短期利率工具维持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新共识提出了挑战:首先,单一通胀目标制是否合意受到质疑,就业、产出等目标明确地出现在了各国中央银行的目标清单上;其次,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倾向再度出现,危机后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大多具有数量型的特点;另外,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需要被重新思考。由于危机后普遍认为信用相关的创新是货币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信用传导渠道成为了目前货币理论与政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渠道理论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金融摩擦对我国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第二,信用传导渠道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需要如何改进?第三,随着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逐步增强,信用传导渠道模型需要如何改进以适应最优货币政策分析?本文首先回顾一般均衡框架下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主要对新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货币和信用的建模方法及最优货币政策的设计进行综述,通过对两个理论体系的比较选择适于对危机后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的框架。本文随后基于将信用传导渠道纳入动态新凯恩斯框架的金融加速器模型衡量金融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分别使用中、美两国经济金融数据对模型中各类冲击进行参数估计。方差分解结果表明金融风险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远低于美国,且由于估计过程使用两国债券市场信用利差数据对应模型中的外部融资溢价变量,上述结果说明我国信用债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未能对信用风险进行充分的反应。本文重点研究了信用传导渠道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问题。通过回顾在仅包含消费需求的基础动态新凯恩斯模型及包含资本积累和投资需求的模型中,求解最优货币政策的方法、稳定通货膨胀和资本品相对价格的特点、以及泰勒规则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在包含信用传导渠道的模型中求解最优货币政策。初步研究表明,最优货币政策除具备通胀率、资本品价格相对稳定的特点外,由于企业净值提高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溢价进而缓解金融摩擦,因此企业净值提高幅度明显高于泰勒规则下的提高幅度。另外,本文还对比了针对信用利差或信贷规模对传统泰勒规则进行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最优货币政策响应的差异,结果显示针对上述局部均衡变量进行调整的利率规则并不能达到合意的政策效果。最后,本文尝试对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扩展,使得模型更适用于分析债券市场中的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分别将差异化的风险偏好和债券期限因素引入模型,并将扩展的模型分别用于分析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其风险自留监管要求的宏观效应和债券期限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等问题。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自留监管要求的宏观效应,研究显示,适度的风险自留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波动,但过高的风险自留要求反而会加大经济波动。关于债券期限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显示,在泰勒规则下,引入长期限债券降低了经济的波动性;而在Ramsey最优货币政策下,大部分变量波动的幅度并不随债券期限的增加而单调减小,但通胀率、长期名义利率、债券价格及债务融资规模的最优响应随着债券期限的增大而显著降低,体现出了随着经济中债务期限的增长,稳定债券价格和债务融资规模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