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轮产能过剩,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现象出现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与此同时出现的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越治理、越过剩”的怪象。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船舶制造等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与投资驱动型行业成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这不仅是需求面萎缩带来的结果,更表现为低端产能的过剩与高端产能的不足,低效供给的泛滥和有效供给的匮乏,整体市场表现出供给与需求的脱节。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需求侧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更高阶段,原有的经济驱动机制出现弱化,整体经济增速持续下行、CPI低位徘徊,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应运而生,在指导全国经济推行供需侧并重调控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升级、产能过剩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与整改思路。本文从供给端入手,通过研究生产环节中不同市场参与主体间的行为与关系,认为当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特惠”性质与扶持偏好,使得大量优惠的生产资源涌入部分国有行业,其中对生产规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贷资源,受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双重影响,表现出流向单一、配置扭曲等特征。同时,在我国尚未发展成熟的金融体系中,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与约束,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与商业银行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加重了信贷错配的程度,导致部分国有行业占据大量廉价的信贷资源,而生产效率与市场需求更高的非国有新兴行业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商业银行信贷偏好带来的信贷错配扭曲了市场信号的释放与传递,使得部分国有企业在内部激励机制作用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产能过剩。经济危机下,我国实行了逆周期的信贷扩张指令,“四万亿”投资的强刺激政策在政府与商业银行间形成“激励不相容”,导致抵押率更高、信誉更好的国有企业成为最大的信贷资源获益者,进一步加深了信贷错配与产能过剩的现象。基于这一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代表商业银行信贷偏好程度的规模偏好、行业偏好、所有制偏好等变量,与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制造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的过度倾斜形成了信贷错配,并激化了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而,本文首先通过DEA-CCR模型测量了我国38个工业部门2009-2016年的产能利用率,并选取了规模偏好、行业偏好、所有制偏好等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产能利用率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中的行业偏好与规模偏好与产能利用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作用下的商业银行信贷偏好成为产能过剩的一大诱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特惠”模式下的政策扶持更易导致信贷错配、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更易引发低效率投资、逆周期下的信贷扩张指令更易形成产能过剩。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快企业所有制体系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深化、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落后产能淘汰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