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探讨无被害人犯罪。 在我国，面对“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两种思维方式冲突，刑事政策将作何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刑事政策将如何框定国家刑权力边界的问题。 当然，刑权力边界不仅仅包含这类犯罪。集中在此探讨，是因为这类犯罪的特殊性，从而可以从更深层次的内涵去揭示如何对公权力、刑权力进行严密的制约。 无被害人犯罪的特殊性表现在：不能够为社会的道德观念所接受：行为人实施该类行为往往是秘密进行，很难被发现；当事人不具有被害意识，如果存在双方当事人的，则另外一方也不具有加害意识，双方完全自愿平等的进行选择：由于无被害人犯罪的当事人不具有被害意识，所以当事人不可能向有关当局报告，有关当局对具体实行情况了解不足，造成司法执行的困难，易导致诱惑侦查。 那么，以刑事政策为视角观察无被害人犯罪的关键在于，无被害人犯罪是否具有刑罚的可罚性，是应当犯罪化还是应当非犯罪化?这就要求我们严格区分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与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以期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分而待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轻重重”策略，乃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其关注政策的自由、效益价值；关注犯罪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和有益性；关注刑法本身孕育的谦抑理念；关注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刑罚体系的合理建构。实为国外广泛开展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实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根基。在对待“无被害人犯罪”的问题上，体现着“轻轻”之策略。在犯罪学意义上，笔者主要以卖淫嫖娼和吸毒两类行为为例证，来展开对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的理论根基之论证。 理论的跋涉是为了寻求对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的启示。面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国外广泛开展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实践，拟对目前学界倡导吸毒、卖淫嫖娼入罪和卖淫嫖娼合法化的观点回应自己的主张；对新刑法中部分犯罪，如传播淫秽物品罪、成年人自愿的参加秘密的聚众淫乱行为的非犯罪化作出具体分析；对卖淫嫖娼行为中的性贿赂行为主张入罪，基于组织卖淫罪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何配置刑罚、如何在司法层面运作以更好的实现刑事政策诸价值目标，亦将作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