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同时还涉及到贸易、外交、安全、能源等多个层面,危机着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如今,环境问题不仅转变了国际社会对安全观念的看法,还成为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于环境污染、生态威胁是跨国性的,所以西方有些学者便提出了“国际环境干涉”理论。简单的说国际环境干预就是“为了资源的占领与利益的追逐,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和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环境干预政策在实践中存有新殖民主义间接、隐蔽和具有欺骗性的表现形式。本文就以对国家间环境干预政策的评析以及对中国环境外交发展变化的研究为核心,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国际环境干预政策缘起的背景。到目前为止,虽然对“环境干预政策”的概念并没有系统、官方的界定。但是作者认为,国际环境干预与环境殖民主义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新型的殖民主义侵略；不同点在于,国际环境干预所涉及的范围比环境殖民主义更要广泛和深刻,它不单以资源掠夺、生态破坏、新能源垄断为目的,更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抢占国际地位、主导国际体制为最终目标。在国际社会上,首次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始于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公约》中不仅涉及到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利益等敏感问题,还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发展权问题和能源问题。虽然谈判过程十分艰苦、复杂,但是从那时起,关注有关应对环境变化的讨论从未间断。文中的第二部分通过对“巴厘岛路线图”、《京都议定书》、波兹南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气候大会这些重大事件的整理和评述,体现出全球环境外交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决策和实施时,对各自减排预期、各自援助政策的认知和现实的兑现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偏差。以美国和日本为例,重点分析发达国家在环境外交过程中实施环境干预政策的背景和表现形式。第三部分,深入阐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干预方面的对立冲突。在发达国家实施环境干预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逐步由被动的态势转而采取为抵制干预而进行的多种战略措施,将环境干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降到最低。我们不难发现在以往的环境安全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重大问题就是互信问题和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差异问题。以中美两国为例,由于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的情况千差万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既是一场自然气候的争论,更是一场政治气候的博弈,所以美国始终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在减排问题上从不退让。这也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环境干预的根本原因。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环境外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表明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并“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大国、能源消耗大国和二氧化排放量大国,环境问题越发敏感和严重,环境外交的理念和发展形式决定了中国未来环境外交的发展路线和方针。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将通过介绍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环境合作行动,展现目前中国环境外交的主要合作形式和合作意义。第五部分,阐述中国在环境外交上的立场与做法。作为新兴国家、金砖四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之时面临了各种挑战,其中包括对中国形象的挑战、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对中国安全观的挑战和对中国环境外交理念的挑战等等。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的前提下,面对这些挑战更需要中国在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上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第六部分,阐述中国在环境外交和应对环境干预政策方面的新变化。为适应国际环境外交合作和环境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的环境外交也有一些新政策的推出。新政策的透明化、法律化、综合化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涌现,都为我国环境外交提供了新鲜动力。但是,新政策的推出并不代表全面解决了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面对未来国际环境外交的发展形式,我们既要为创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而努力,又要坚持协同合作、共同承担责任,最终达到互利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