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家庭视角,以夫妻适应癌症的亲密关系模型为理论框架,探讨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夫妻亲密关系、夫妻沟通模式与益处发现的关系,为乳腺癌患者益处发现干预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性研究,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在安徽省某两所三甲医院乳腺外科和肿瘤科,方便抽样抽取316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益处发现评定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痛苦表露指数量表(The 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婚姻沟通模式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Th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Index,QRI)分别测量乳腺癌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自我表露水平、夫妻沟通模式以及夫妻亲密关系水平。数据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运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回归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乳腺癌患者益处发现总均分为(44.02±11.8)分。乳腺癌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在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职业状况、医保方式、乳房是否缺如、距离诊断时间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总均分为(41.61±12.15)分,处于中等水平。乳腺癌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在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家庭月收入、医保方式、疾病所致经济负担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3)乳腺癌患者夫妻沟通模式中,建设性沟通总均分为(12.32±6.15)分,要求/回避沟通总均分为(16.42±7.27)分,双方回避沟通总均分为(5.19±3.18)分。乳腺癌患者的夫妻建设性沟通在居住地、家庭关系、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主要照顾者、化疗次数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乳腺癌患者不同社会人口学以及疾病特征上的夫妻要求/回避沟通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夫妻要求/回避沟通在居住地、家庭关系、疾病所致经济负担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乳腺癌患者不同社会人口学以及疾病特征上的夫妻双方回避沟通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夫妻回避沟通在居住地、家庭关系、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化疗次数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4)乳腺癌患者夫妻亲密关系总均分为(33.20±6.21)分,处于较高水平。乳腺癌患者的夫妻亲密关系水平在、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医保方式、疾病所致经济负担、宗教信仰、主要照顾者这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相关分析显示,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亲密关系、夫妻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方回避沟通之间,除了双方回避沟通与益处发现没有相关性外,其他两两相关(r=-0.736~0.676,均P<0.05)。(6)亲密关系在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与益处发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亲密关系在乳腺癌患者夫妻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方回避沟通和益处发现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乳腺癌患者普遍存在益处发现,但益处发现水平还有待提高。亲密关系是癌症患者自我表露、夫妻沟通模式与益处发现之间的中介因素。自我表露、建设性沟通能够促进亲密关系从而促进益处发现,而要求/回避沟通以及双方回避沟通是亲密关系的消极影响因素,不利于患者的益处发现。医护人员在指导乳腺癌患者积极心理调适时,要重视促进乳腺癌患者的自我表露和配偶在患者在应对癌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评估癌症患者夫妻间的沟通模式,帮助其采取更多的建设性沟通,改善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