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券法》强化了中介机构职责并且规定了部分欺诈发行主体的归责原则,但是针对IPO欺诈发行时各中介机构之间如何分配民事赔偿责任问题,规定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亦无明确的裁判标准。在众多中介机构参与的IPO欺诈发行案中,发行人一般都作为唯一主体承担责任,仅有极少的案例中精确划分了各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更好实现IPO欺诈发行责任承担的正义分配,实现投资者损失的有效补偿,以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作为主题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上对中介机构在IPO欺诈发行中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进行正当性分析,在明确各中介机构在发行阶段的职责与参与欺诈发行的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中介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论证了在IPO欺诈发行中让中介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性。其次,对域外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民事责任制度进行梳理,分别列举了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民事责任制度承担的制度,并对其进行评价,为我国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再次,分析了我国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民事责任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主要从现行立法和司法裁判两个角度出发,总结出我国中介机构承担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中介机构与其他责任主体民事责任分配不精确、免责事由规范缺失、赔偿数额难以确定和欺诈发行民事诉讼中投资者举证难度加大等问题。最后,针对我国目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完善证券中介机构民事责任分摊模式。为避免中介机构后续提出追偿之诉,有必要在判决书中明确各责任主体之间的追偿比例,对于现行证券法的严格连带责任规则,应规定各责任主体按比例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是免责事由。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域外证券交易市场法律法规的经验,建立注意义务履行之免责、履职瑕疵的免责及专业意见局限性的免责;第三,确认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金额是涉及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内容,建议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加权平均法作为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第四,弥补投资者在IPO欺诈发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能力,在前置程序被取消的前提下,增强证券律师调查取证的效能,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增强投资者的举证能力,并且适当降低投资者的初步举证责任,保护投资者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