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中国学者中系统阐述和运用悲剧理论的第一人。在所有的悲剧理论中，王国维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叔本华的影响最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悲剧理论的核心就是“‘原罪’与‘解脱’之道”。王国维指出，要“解脱”“原罪”，只存于出家出世，拒绝人生欲念，并以《红楼梦》中宝玉等人为自己的消极遁世哲学作证。　　“原罪”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它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原罪”的观念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很深。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原罪”的意义也不断地得到发挥和充实，并逐渐成为西方悲剧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叔本华和王国维那里，“原罪”的本质内容是人生的欲念，一种宿命的苦难。而在尼采和鲁迅的笔下，“原罪”被解释为一种生命的苦难、险境和未知世界，并不携带丝毫命定色彩。他们只承认生活中存在着种种的欺骗、诱惑以及人类在这种生存方式之下产生的好奇、弄虚作假、易受诱惑与贪婪。那么如此一来，尼采和鲁迅的“解脱”没有与王国维相同的“原罪”基础，自然与王国维消极遁世的“解脱”就大相径庭了。在宿命的“原罪”下，王国维的“解脱”注定就只能是逃避。尼采则以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以酒神状态让自我达到醉回原始而放纵情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解脱”又怎么能解决根本性问题？面对“原罪”，唯有鲁迅的“解脱”之道最值得我们推崇。鲁迅在绝望与毁灭面前，重生了新的希望，而恰恰是这样的苦难才让他觉醒，让他去抗争绝望，肯定生命的存在。也只有这样勇往直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精神，才能拯救生灵本身。　　王国维把西方文论中的“‘原罪’与‘解脱’之道”引入中国后，这一悲剧观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断得到升华，尤其是在鲁迅先生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确实也有意无意地深受这一悲剧观的影响，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亦是根深蒂固，于是他们对这种“‘原罪’与‘解脱’之道”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本土转化，这其中我最为欣赏的就是余华及其长篇小说《活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余华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家。他创作了很多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后创作的一些长篇小说，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更是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和评论家的目光。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余华的这些作品极其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人的生存本真，思考了困扰了很多人很多年的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意义，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寄寓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活着》，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探寻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真相、反思了活着的意义。本文就试着以“‘原罪’与‘解脱’之道”论一论余华的这一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