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流散的穆斯林文学作家,当代阿富汗裔美国人胡塞尼,取得了傲然成绩,他的每部小说都成为畅销书。其双重文化身份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赋予其作品别具一格的文风,他笔下的阿富汗所弥漫的浓浓的异域情调激发了流散文学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研究者们尤其喜欢研究胡塞尼小说所呈现的杂糅身份问题,穆斯林身份追寻及其小说对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看出,作为亚裔美国小说家的成功典范,胡塞尼的作品体现了作家对阿富汗妇女悲惨命运的人道主义诉求,而且作为多元文学的一部分,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元文化能力,但其小说充满异域风格的笔调深化了西方人对伊斯兰教和阿富汗的某些偏见。虽然《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近年来吸引了广大流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但目前为止,鲜有学者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来探究阿富汗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层原因。胡塞尼小说中包含了大量“替罪羊”原型意象的明示和暗示,此原型意象在两名主人公玛利亚姆和妮拉身上的彰显尤为突出,但还没有学者解读这两部小说中的“替罪羊”母题及在此基础上对玛利亚姆和妮拉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旨在探析两名主人公玛利亚姆、妮拉被称为阿富汗夜莺的原因,挖掘两名女主人公以及夜莺和“替罪羊”母题之间的联系,阐明“替罪羊”作为神话原型所体现的“替罪羊”机制,揭示由此机制引发的结果,并对比分析两名女主人公沦为替罪羊后的反应。本文结合吉拉尔迫害的四种模式分析玛利亚姆和妮拉的悲剧的诱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是指示迫害主题的典型文本,继而揭示作家塑造女性替罪羊即阿富汗夜莺的终极意义,彰显作家的普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