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俄罗斯关系中,不容回避的卡廷森林大屠杀议题指的是一系列由苏联特种部队在1940年三月到四月对波兰公民进行的屠杀,而对该议题长期以来所讨论的是谁来承担责任。2005-2007年期间,卡廷事件,也即众所周知的“政治的记忆”,曾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得到过特殊的关注。该议题成为波兰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对政治记忆(或记忆政治)的使用,成为波俄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也使现代波兰外交政策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对于那些研究历史记忆成为外交政策工具的过程的学者来说。应公众的呼求,波兰议会在2005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必须认识到卡廷森林大屠杀的种族灭绝本质。波兰议会的决议可以被视为一种打破政治“禁忌”唤醒记忆,从而成为欧洲共同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官方要求的本质是反映了从1943年就存在于在波兰社会中的公共辩论。但声明的核心非常激进,因它将卡廷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国家罪行的种族灭绝。根据定义,这种罪行的目标是完全灭绝特定的公民团体。根据政治话语群,波兰方面期望国际社会将卡廷大屠杀定义为:一个对非战斗人员的有组织的暴力的大屠杀,是一项与犹太大屠杀一样同等重要的事件。需要注意的是,波兰官员在公共演讲中甚至要求俄罗斯和欧盟重新考虑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观,并要求他们必须认识到自二战以来波兰就是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的受害者。作为在波兰国内政治的背景下的话语分析的结果,作者发现,波兰对俄罗斯卡廷大屠杀的诸多要求等,成为波兰表示与苏联过去的历史划分界限的工具。根据波兰政府的立场,波兰是一个不同于苏联价值观的、具有独特历史的主权国家。因此,如果欧洲共同体改变过去的立场,并承认波兰对其在二战中角色的自我认知,那么波兰就有可能完全融入欧盟。本研究旨在找出以下问题的答案:在卡廷惨案的问题上为什么波兰政府改变了对俄罗斯的态度?这个过程是如何与波兰加入欧盟相联系起来的?作者发现从文本分析中发现了线索,有多种有关记忆的因果机制在国际和国内的层面上起作用。从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始,学者们已经强调人口变化是众多影响记忆建构和激活的因素之一。这种趋势也同样被理查德·内德雷柏(Richard Ned Lebow)所解释,他认为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似乎有一个比后代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和心理需求。在国内因素中,把激活记忆作为政策工具取决于国家决策的逻辑。政治精英可以再次激发群体所选择的创伤和荣耀,成为民族主义的助燃剂,并进一步加剧群体和其他国家之间已经存在的冲突。杰瑞特·贡(Gerrit Gong)认为,历史记忆还可以被外部因素所激活,如其他国家的敌对行为等。诸如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加速等因素促进信息的分配,显示出国家之间的误解在增加。如今,学者已经回到当下现实中去理解一些关于历史记忆的功能,但仍面临着关于参与历史记忆的觉醒和政治记忆的机制的明确定义的问题。因为现有的理论仍然缺乏一个针对国家身份的因果和衡量机制。在检查波兰的政治背景中,我们发现波兰公共态度的改变始于2004年的春天,在俄罗斯终止卡廷犯罪调查之前。但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一个显著影响整个波兰民族的情况。作者发现,实际上是波兰加入欧盟影响了公众对卡廷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对二战的历史的理解。因此,本文的主要假设与卡廷问题,以及与基于安全化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上与波兰融入欧盟的过程息息相关,尤其是社会层面。这在哥本哈根学派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有所涉及。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韦弗(Ole Waever)和J·德·怀尔德(J.De Wilde)将社会安全定义为安全的一个层次,社会安全指的是集体认同以及捍卫集体认同的行动。这篇论文使用非传统安全框架来解释为什么波兰对俄罗斯在历史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韦弗(Ole Weaver)的角度来看,波兰民族变成了一个非常敏锐的安全化的见证者,因为文化融合使得民族历史有消失的危险。不公正感验证了这一威胁,人们为斯大林镇压行动的受害者感到不公,尤其对那些失踪的波兰军官抱冤。作者认为在波兰案例中,一体化进程在双边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成为主要的因素。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受众容易把历史问题接受作为对波兰身份的威胁的一种认识。在波兰的官方话语中有三大点,这表明对波兰社会安全的威胁日益显现出来。第一点认为俄罗斯将红军作为胜利的形象,成为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工具,并用来镇压波兰民族以及损害波兰主权。第二点,事实上在欧盟共同的历史价值观体系内,卡廷大屠杀并不为人所知。第三点,揭露卡廷惨案真相就是在维护主权国家。波兰右翼政党是在对二战形象扭曲方面发出激进话语的主要行为体。这些民粹主义者的言行得到了国家的实际支持,目的在于用他们来保卫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话语分析表明,欧盟成为容纳波兰民族保存自我认知的系统。在哥本哈根学派方法论工具的协助下,本案例中有两种情况被认为是因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垂直竞争情况下,因为参与一体化的过程,人们明白自身的认同将会改变。当一群人预期自身的生活将受到邻国文化影响时,水平的竞争可能会浮现。这些威胁可能会合二为一,成为相互联系的复杂整体,影响外交政策的行为。欧洲一体化可被视为导致了波兰、欧盟、俄罗斯围绕历史身份建构所做的复杂的垂直、水平竞争。本文通过在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视角下,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这是对现有的安全研究的一种贡献。本文将安全化的概念应用于唤醒关于双边关系中历史竞争的记忆,特别是在改变国家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以及在影响对外交政策的行为上。论文的理论构造也决定它的重要性,因为被选择的理论常导致理解因果关系中的关于波兰、欧盟和俄罗斯的历史形象构建中的三角关系。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包含相关著作的的总体介绍和评论。第二章包含了社会安全化的理论概念主要结构的介绍。这一章从哥本哈根学派所定义的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上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旨在解释社会安全概念的主要机制,作为分析安全概念的一部分。所选的结构分析的局限和批评在于其非实证主义的特点以及在此章节的最后一小节中所涉及的主体间性质。第三章概述了俄罗斯—波兰双边关系中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历史背景。第一和第二节关注那些主要导致卡廷森林大屠杀作为在当代俄罗斯—波兰双边关系中的中心历史事件的主要因素。这些部分是以二战为分界点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专注于战前欧洲地缘政治局势、同盟国在二战期间的活动,和1921-1991年间波-苏关系的主要趋势。第三部分分析了在1991年到2004年间,波兰对俄罗斯就卡廷惨案的问题的态度。它包括导致波兰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改变两点:1994-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以及它参与了2004年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这显示波兰在对西方盟国以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目标的矛盾性。这章主要讨论关于波兰对俄罗斯的态度:自从波兰获得独立,认为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为零和博弈所造成的。波兰领导人通过西方学说的透镜,选择去捍卫自己在欧洲的利益:不考虑与俄罗斯的利益,促进自身民主发展。第四章第一节介绍了被作为二战期间波兰国家命运象征的的卡廷森林事件被安全化的过程,这在本文中将作为一个因变量。第二部分提供了在俄罗斯内外政策作为应对两国历史的安全化问题的分析。第三部分包含了2010年在俄罗斯和波兰官方层面上关于那些导致卡廷问题非安全化因素的分析。第五章包括自变量的动态和发展—-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特别是波兰加入欧盟。这一章展示了波兰加入欧盟对其在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国内因素—波兰政策系统中的动力—作为中介变量。它关注在后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的过渡中波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色的转变。第三部分检验了那种将波兰进入欧盟一体化过程与在双边关系中卡廷事件的动力相联系的假设最后一章总结了从追踪关于过去波兰对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化记忆的因变量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自变量相联系的主要的发现。本章由一些关于政策决定和未来研究的启示做出了结论。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本世纪十年代中期,波兰、欧盟、俄罗斯对于二战期间国家角色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历史形象被安全化。波兰受众认为接受历史事实是很重要的。在卡廷森林问题上,官方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在转变。这是依据高层的、官方的国内需要,以及外交政策目标来定义的,国内部分和外交政策都围绕这一个重要目标——通过在西方盟友前展现对于苏维埃历史的负面态度,完成波兰向一个西方国家的转型。卡廷森林问题中反映了波兰-俄罗斯关系中,国家层面上的历史受害者与历史施害者之间争端的安全化。卡廷森林问题安全化和非安全化显示了双面效应:负面效应——破坏了参与者的国际形象、破坏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公共关系;积极效应——只要历史争端的相关方想要减少对彼此的负面影响,这一争端是可被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