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9·11”,反恐成为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国际热点话题,由此而引发的反恐报道和学术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整体说来,点面结合、定量与定性并用的连续式研究尚属少数。通过对2001年9月1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九年的《环球时报》所刊载的反恐报道进行数据统计,发现“9·11”之后《环球时报》对反恐报道非常重视,不仅报道数量多、出现频率高,而且多以大幅版面出现,甚至还经常占据整个头版。同时在整个9年中,反恐报道的数据反映上也有明显变化。无论是年度总量、月频率、期频率,还是头版出现量、头版出现率,2001年都是最高值,之后几年虽略有起伏,但整体呈下降态势,而且最终稳定在一个基本的数值上。在数据统计基础上,运用相关新闻传播理论对文本加以解读,《环球时报》反恐报道呈现出多种特征。报道题材方面,根据泛化理论,我们发现其采用了非恐怖事件的恐怖化报道、给边缘新闻贴上反恐标签、标题“恐怖化”等三种泛化方式。报道框架方面,则采取了以下建构策略:突出恐怖事件发生过程和反恐措施,弱化恐怖事件发生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凸显反恐力量的正义、强大、团结,弱化恐怖分子一方“实际上不可低估的实力以及难以估量的恐怖潜质”;注重对普通民众的报道,但并不过分渲染恐怖场面,很少见到血腥镜头。报道人物方面,《环球时报》大量运用贴标签的方式,用“基地”、“东突”、“脏弹”等标签来突显恐怖分子的组织性、非人性以及政治目的性,生动且潜移默化地将他们的“恐怖脸谱”刻入读者脑海。报道立场方面,针对国内外的恐怖事件,《环球时报》呈现出“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当然从时间发展上看,不管篇幅、数量还是时效性、透明度等方面,报道的整体水平还是不断进步的。总的来说,9年《时报》的反恐报道呈现出数量多、篇幅大、频率高的形式特征以及在“消毒”的前提下真实、客观、细致报道的内容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在恐怖事实本身与《环球时报》“既要坚持政治导向、又要遵守市场规律”之双向原则的博弈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