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鲁迅文学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创作之一。在传世的十七本杂文集中,鲁迅运用了大量的“今典”,但目前学界对鲁迅杂文中使用“今典”的现象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选题旨在对鲁迅杂文中使用“今典”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为今后鲁迅杂文“今典”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第一章首先对“典故”、“故典”、“今典”三者的概念进行了说明,其次分别对鲁迅杂文中的“故典”和“今典”使用情况进行概述,因研究对象为“今典”,所以重点集中在后者。第二章从鲁迅在杂文中使用“今典”的动机出发,将使用“今典”的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鲁迅进行杂文创作对素材的需要,二是作为鲁迅论战的策略之一。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从审美意义、史料价值、伦理问题三个角度对鲁迅杂文使用“今典”的现象进行评价。在审美意义上,鲁迅杂文中的“今典”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和典型性特征,同时,杂文作为鲁迅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工具之一,“今典”又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政治现象,从而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为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等提供了历史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一节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鲁迅杂文中使用“今典”的现象进行评价。“典型性”是鲁迅杂文“今典”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是其杂文区别于一般政论文的重要依据,却因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如对施蛰存、胡适、邵洵美、杨荫榆等人的名誉、历史地位、人生历程造成的消极影响,直到当下仍然没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