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转基因技术日臻成熟,其通过引入外源基因不断地改造农作物的性状。随后,转基因农作物因其抗逆性强等诸多优势大规模商业化,进而重塑了现代农业。中国虽开展转基因技术研究较晚,但多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居于世界前列。基于世界农产品生产激烈竞争的态势和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研究转基因农业的立足点早已由“是否推广”变为“如何规制”。考察全球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转基因农产品的规制政策工具主要是以信息披露为目的的标识规制。因美国的“实质等同”原则和欧盟的“预防”谨慎原则,相应的,规制当局也采取了自愿和强制性的标识规制政策。中国基于本国多重政策目标约束,选择了强制性标识规制政策。虽转基因规制政策的出台已过十多年,相对于国外经济学界的丰硕研究成果,国内尚未有农业经济学者将农产品国际贸易引入分析框架,以理论模型评估中国转基因标识政策的合理性。而本文的目的正是在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背景下,研究国家间转基因规制政策的动态稳定策略,以此检验中国转基因规制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发展了Fulton等(2004)的基本模型,将转基因农产品视为“信用品"(credence good),并基于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决策理论进行研究。在生产端,异质性生产者通过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单位收益的不同进行决策。在消费端,异质性消费者同样基于单位效用进行决策。同时,在生产区域设定上,本文引入两个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国家。而世界其余地区均不涉及转基因技术,只供给非转基因农产品。通过结合消费端与生产端,得出不同标识规制政策组合下,市场均衡的价格和数量。两个国家根据生产者福利最大化原则先后选择是否标识的规制政策。本文假设两国规制政策的决策过程为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通过政策制定先动国和追随国的得益来确定纳什均衡。而这一纳什均衡由诸多参数决定,本文着重分析的正是参数变动对纳什均衡的影响。换言之,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一国市场特征(参数)对转基因规制政策(纳什均衡)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主要为：第一,两国以下因素的相对高低影响了两国规制者的政策选择,即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厌恶程度；市场分割成本和标识成本：转基因技术的生产效率；转基因育种公司的市场势力；一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第二,两国竞争的实质是最大化本国生产农产品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根据这一目标制定的策略是最优反映策略。第三、基于本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选择的强制标识政策是较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