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他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他指出,“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从这点来说,“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表征”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三种: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霍尔着重论述了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语言学)和“话语”。前者主要植根于索绪尔语言学到罗兰·巴特“神话”的语言学/符号学传统,从符号的角度阐释文化和表征,是一种“诗学”;后者则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这是对“表征”的后果和影响的考察,是一种“政治学”。同时,霍尔还指出,表征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点是被福柯所忽略了的。将意识形态被引入“表征”理论之中,是霍尔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经济决定论的自觉抵抗和批判,体现了“表征”理论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从霍尔的理论整体来看,“表征”理论的提出与他对“接合”的看法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表征”与“接合”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通过对葛兰西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理论的吸收、利用,而不断成熟的;“表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表征”理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理论的“接合”实践: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从文化主义范式到结构主义范式再到“葛兰西转向”的一种自觉地历史选择。而霍尔的“接合”理论也正是对葛兰西意义上的、拉克劳等提出的“接合”理论的开创性发展,其被表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接合”的过程。“接合”理论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对象“语境化”的方法,也为“表征”理论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前提和场所,并保证了“表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现。两者无论从理论内涵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是相互交织、彼此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