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大发展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现代化城市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也带来了各个阶级、阶层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城市这个中心。然而，城市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并未改变无产阶级的窘迫，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惠及企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同时，城市的扩张带来了失业、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负面问题，体现为六十年代的城市危机。资本主义城市的现实使得美国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开始反思空间的生产机制，在正视资本主义繁荣物质现实和深重社会弊病的基础上，探求推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力量。　　哈维从实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他丰厚的理论积淀。其一，哈维对彼时居于城市社会学领域主流的芝加哥学派学说研读之后，亮明了批判立场。一方面，他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一样，认为芝加哥学派固守旧的思维模式，仅停留于对城市问题表象的探讨上，而没有触及城市社会的起源及变化本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对“城市性”概念的独特见解，认为城市性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完整机制，避免了芝加哥学派形而上学的理论倾向。其二，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最终帮助哈维完成了理论立场上的转变。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后，哈维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资本维度在城市进程中的作用，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独树一帜的学者。其三，哈维的空间理论体系中借鉴了大量同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代表人物的亨利·列斐伏尔和曼纽尔·卡斯泰尔斯的思想精髓。尤其他著名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是对列斐伏尔资本循环理论的继承和丰富，完善了对资本在城市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哈维城市思想中的资本维度体现在城市物质景观生产层面。首先，资本积累的推动力量体现在城市面貌的改观上，对此哈维用资本循环理论进行阐述。资本要求扩张的诉求是城市实体景观繁荣的主要推手，庞大的建筑任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吸纳剩余资本，为资本追逐利润寻找到合理场所;反之，城市的景观设置也是为了满足新的资本积累需求，大道、公共空间、住宅、百货公司都利于资本进一步攫取利润，城市成为资本家新的剥削空间。其次，资本主义城市更新与土地紧密结合，国家开始操纵金融资本分享资本收益，金融资本在城市空间内逐渐获得最高话语权，城市金融景观欣欣向荣。然而作为商品拜物教的高级形式，它本身无外乎一种食利筹码，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之上，其巨大不稳定性更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潜在危机。再次，资本积累的张力催生出诸多建筑怪象，城市建筑使用率低、产能浪费严重、郊区化和居住差异、全球等级化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归根到底只能用资本的无序扩张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在哈维的理论视域中属于资本二级循环，它的生产周期更长、不稳定性更大，因此需要靠建筑的强制贬值和寻找新的扩张空间来解决，于是，一些不合理的怪象便在资本主义城市中诞生了。　　哈维城市思想中的资本维度体现在城市精神生产层面。一来，城市文化以消费和流通为重，资本要依靠商业领域来实现价值，因此城市文化是典型的拜物教文化，无论资本家、中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卷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全民消费文化，尤其女性自身也成为商业景观的一部分，融入都市时尚中。二来，资本的扩张是无孔不入的，它在全球的城市内都播下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种子，全球文化开始呈现同质性。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过程，通过向外转移剥削和矛盾，实现少数阶层的利益。三来，资本主义城市在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基础上，塑造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城市政治与土地、商业资本家和金融寡头利益勾结，形成等级化的科层机构，政策制定始终倾向垄断特权阶层，以满足其资本积累的需求。可以说，城市只是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逐利空间而已。　　哈维城市思想中的资本维度体现在城市社会关系生产层面。哈维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最显著的成就在于他的理论回归到了实践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落脚点在于要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现状，因此他深刻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及由资本作用机制生产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联盟。城市独有的移民现象和高生活成本形成了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并且差异居住环境中的文化、价值认同将这种矛盾固定化，长期制约了劳动力再生产，为阶级矛盾埋下隐患。同时，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导致资本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与两大阶级矛盾并存。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正是阶级矛盾促成了“结构性一致”的联盟，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加大了联盟的可能性，形成了多种力量并存的社会格局。　　对哈维从资本维度研究城市的理论应采取辩证态度。既要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对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防范资本与民争利的启示作用，也要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颇和不足。一方面，哈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城市社会学结合起来，他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为城市研究开辟了新思路，还为城市化进程中规避资本风险、关注民生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持，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哈维的城市理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范畴，所谓的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空盒”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