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三农”问题受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被视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纳入国家治理议程。位处大都市的上海郊区农业,理应在城市市场辐射和乡村振兴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格局。然而,实践表明,受限于城市体制的超强规制效应,上海郊区农业却表征出活力日渐丧失,管控趋于加强的态势,并完成了由市场化的小农生产转向组织化的经营主体,规模化的组织形式以及趋粮化的种植结构转型。鉴于上海郊区农业的发展现状,促使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大都市郊区农业治理的深层次逻辑。本文以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农业镇——浜镇为例,援引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空间生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重动力,构建农业治理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资料收集方法,阐述和分析大都市郊区的农业治理的具体过程、现实逻辑及其运行机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大都市空间下农业治理的整体认识,从而拓展空间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应用空间。研究发现,郊区农业的实践形态是嵌套在大都市空间并深受其空间生产逻辑影响。总体来看,城市及其运作逻辑经由大都市空间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延展辐射,并对农业农村产生极大的规制效应。具体而言,在大都市空间的经济系统中,城市通过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控制,实现了对农业发展权的剥夺,一方面,城乡长期以来的经济和资源差异,不断带动农业土地、劳动力、家庭资本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政府通过向农业输入资源,以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土地的全方位管控;在大都市空间的治理系统中,城市政府和村庄为实现治理的便利性,将农业组织经营形式由小农户经营转换为新型农业主体经营,使农业的治理权从村庄农户转移给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治理主体;在大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城市文化以“文明”的形态,指导着农业的生产模式和景观,并以其生产的大量符号重塑着农业农村的话语。凭借上述的三种机制,使得郊区农业治理浸透着深刻的城市逻辑。本文认为,之所以大都市郊区农业未能出现大都市市场对于农业的强辐射作用,培育出大量符合市场需要的“新农业”,反而出现政府对于农业的强支配状态,实则在于城市政府通过大都市全域空间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全方位地对农业形成了抑制与管控。农业失去了其原有的发展权、治理权和话语权,完全地服从于城市的现实需要,“为城让道”的实践逻辑一览无遗,最终使得郊区农业沦为了“被牺牲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