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不外两种方式:一是“走”,通过身体性的行为亲验世界的本相。但先秦时期交通条件落后,走不到的地方远多于走得到的地方。于是便有第二种方式,那就是“想”,将走不到或因其他原因未曾亲到的地域空间付之想象是先秦人们体认地理空间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想象的产物,用意大利美学家维柯理论体系中的术语来说就是“诗性地理”,它是“诗性智慧”的一种,其本质是先民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就“诗性地理”本身来讲,它表现为一种客观让位于主观,本然让位于想象的地理图景。本文主要就是要探讨这种诗性地理的规律性内容及其原因。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在本文的前两章加以论述。“诗性地理”产生的原因,总的来说,可以从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就现实层面来讲,其原因又有政治、文化等多种,这在对先秦几个代表性的地理概念“天下”、“九州”、“五服”的分析中体现出来。“天下”狭义就是指当时的“中国”,言“天下”者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为天下之中央”,这也是“中国”最初的内涵。对先秦时期的统治者来说,“中”具有重大甚至神圣的意义,“天下”在以言说者为中心的空间秩序中得到呈现。“九州”为先秦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地理区划,几种九州说各不相同,但都包含了想象性的因素,使得九州说本身远远溢出地理概念之外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驺衍的“大九州”说实已将眼光朝向全世界,是以想象的方式力图把握更大的整体空间之冲动的表现。“畿服制”是先秦时期一个未曾实现的政治地理规划图,它正四方的形状昭示了它的想象性。“畿服制”主要就是“五服”的设想,围绕王城以特定距离为层次划定了五层政治权利和义务都各不相同的统治区域,其实质是在文化意义上对自我与他者的分界,从中包含了对秩序的划分和对权力的要求。“五服”的最外层是蛮荒的远方异域,在文本中使之呈现为负面意义上的乌托邦的形象。可见在先秦时期,囿于认识水平,人们往往没有把空间、地理视为一种范畴意义上的物理存在,而是视为文化、生存诸意义上向人敞开的主观境域。这一点在远方想象所体现出的精神层面上更加明显。先秦时期曾出现过一股访仙潮,那时的人们为求长生纷纷遍访名山异域,而那些名山异域大多是想像而来,如那时就流传的“三仙山”就是如此。在访仙者的眼中,远方乃是充满神性的区域,并通过想象细致描画了远方的美丽仙境。同样,在庄子和屈原的文本中也不乏空间地理的想象,前者在以道观物的视角下多次描写了朝向远方的逍遥之游,表现出了超越有限空间、追求与道合一的生存理想;屈原的作品中“远游”的意象也十分普遍,而且场景更加瑰丽奇幻。屈原的远游总会在作者遭遇重大精神困顿之时发起,而上下求索的远游具有了精神突围的意义。以政治文化考量为目的和以精神超越为指向的远方想象因此形成有趣的反差:在前者,人们将自我设定为权利和文明秩序的中心,以远方为他者,从而虚构出怪诞的乌托邦;在后者,远方却成了理想之地,自我的生存空间反而成了有待超越的对象,产生的则是美丽的理想国。因此在这里,对于地理空间的想象性把握实质上便是一种审美把握,正是在对远方或对整个地理、空间的想象中,人们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建构出了自我生存的主观境域。本文的第三章《远方想象的四方图景》所主要探讨的是:出于何种原因,某一方位被赋予了大体一致的文化、审美价值,以及这种文化审美价值的内容是什么。在先秦的诗性地理系统内,东西南北四方不仅仅是客观的方位,也同时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东方和南方最具有正价值,是生命力的象征,访仙者所想象的仙界便是在东方,而南方则是庄子理想国的所在地。西方一般而言象征了生命的衰落与消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被寄予美好的情感,如《诗经》中便有赞美“西方美人”的诗句,屈原更是钟情西方,这大概因为周人和楚人均起自西方,因此对西方的热情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北方在先秦的文本中几乎都是以否定性的面貌出现的,万物在那里都凋零衰亡,这来自人们对实际地理环境中北方严寒的畏惧与厌恶。对四方的价值认知与阴阳五行思想也是密切相关的,使得四方呈现为模式化的价值系统。在先秦的诗性地理中,对大海的想象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先秦的思想家大多距海不远,但却几无对大海做出客观描述者,这表明了大海作为一个陌生的自然物跃出了先秦思想家的视野之外。儒家罕言海,道家虽多次谈海,但只是把海当成言道之隐喻;其他各家对海虽零星提及,也多是把海付之想像。从中可以发现,与陆地相比,大海似乎是中国文化中的“他者”。对大海的想象彰显了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就出现的“海”与“地”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