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