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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承载地方融资和债务平台双重使命，是对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深远。
脚踏数万亿元的市场，头顶政策光环的“皇冠”，智慧城市无疑正在走向发展的“巅峰时刻”。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预测，未来10 年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投资将超过2 万亿元人民币。如果说这样的数据还让你感觉太过笼统的话，仅从上市公司的既有披露订单也可做一鸟瞰，省级行政区通常投资额度在100～500 亿元，地级市通常投资额度在10～30 亿元，区县级投资额度在1～5 亿元，不用太过复杂的测算，全国智慧城市总投资额预计会在9700～41630 亿元，万亿元的市场格局妥妥的。
2014年以来国家层面对智慧城市建设越来越重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8月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的目标。
时至今日，智慧城市理念引入中国已经接近 6 年时间，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智慧城市经历前期市场探索，目前规划层面已经在诸多地区铺开试点。随着政策的逐步跟进，智慧城市建设将由点及面逐步渗透，国内建设浪潮已经兴起。那么在讨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收益之前，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中国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大手笔的投入，从开始的基础设施的铺建，到下一阶段的信息互联互通，直至后期的城市升级、运营、维护都牵涉到资金运作（见图）。
智慧城市项目通常涉及投资额度较大，因此融资是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资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体，涵盖投融资、建设、运营、监管等过程。传统的政府自建自营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更多的资金需要由企业和融资机构去筹措，将市场机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七大领域的投资建设，并着重强调了要“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这显示了国家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进行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决心。这对智慧城市建设来说，无疑是为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应用产品的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智慧城市2.0
PPP模式承载地方融资和债务平台双重使命，是对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深远。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为全面实施财政全口径预算，以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难题，财政部近日制定并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文件，要求地方清理并甄别政府债务，并力推PPP模式融资，要求地方政府清理并甄别在2014年12月31日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为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此外，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达到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又减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的目的。相对于招投标模式使用财政资金，项目立项流程繁杂、耗时等缺点，PPP模式是一种高效投资模式，政府通过PPP模式搭平台，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最终项目能够快速立项并实施，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内在逻辑与新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周期往往比较长，短则几年，长则10～20年。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都处于烧钱阶段，由于智慧城市收益见效慢的特点，政府要取得回报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些可以完全商业化运营的项目，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待项目建设完成到真正投入运营，需要较长的时间。
社会利益凸显，经济效益难变现，这是很多智慧城市项目的内在逻辑。雨水、污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地下管线的智能化改造，是智慧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目的是实现对底线管线的实时监测和故障预警，这是属于城市管理者提供给普通市民的最基础的设施服务，是很难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盈利的。由人口数据库、企业法人基础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库、地理空间数据库、建筑物数据库等五大数据库组成的基础数据库，存储着智慧城市中基础、变化频率相对较低的信息资源，是智慧城市公共数据的根基，是各类智慧业务应用系统的重要支撑，从而为各部门、领导、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然而基础数据库也很难通过商业运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它产生的是社会效益。对社会力量来说，在智慧城市应用产品方面的投入更多的是从娱乐、消费等方面起步的，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这些贴近民生服务的领域中，往往是建设难度更高，投资周期更长的项目，同时，也面临着找不到好的盈利和推广模式等一系列的问题。
PPP模式的国际经验
于我国而言，智慧城市的PPP模式是一个新课题，当然，国际上也不乏一些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德国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这些机构或者是政府部门，如法兰克福的环保局，或者是政府特意成立的下属机构，如柏林的柏林伙伴公司和弗里德里希哈芬的虚拟市场有限公司，其职责都是代表当地政府提出一些长期的、宏观的规划目标，并从市场上挑选最具吸引力并适合当地实际的智慧城市项目。
在德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中，根据提出某项目标主体的不同，德国城市会有不同的资金来源，如欧盟、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如果是前三者提出目标要求城市完成，那么它们就会给这些城市一定比例的建设资金。比如，为实现节能减排，欧盟提出“力争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以上”的目标，并投资1.15亿欧元帮助500多个城市进行节能建设。德国联邦政府提出“电动汽车国家发展计划”，并选取了包括柏林在内的4个州开展试点。在这个为期4年（截止时间为2016年）的项目中，联邦政府投入8000万欧元，柏林州政府投入6000万欧元，参与企业投入6000万欧元。 世界各地智慧城市项目最常见的金融工具包括：公私合伙、绿色债券、节能绩效保证合约、税收增量、众筹和私人投资。
欧盟支持跨领域PPP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的“欧洲PPP专业技术中心”（简称“EPEC”）在一个升级德国街道照明系统的项目基础上，开发了一个标准化的PPP模型。EPEC还发布了一份旨在指导公共采购部门考虑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简称“PPP”）方法的“指南指导”。此外，欧洲投资银行还开发了特别用于为城市可获得的欧盟预算资金和私人投资提供补充的工具，为用现有金融资源提供了更大的范围和灵活性。
除了投融资模式的灵活，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探索更为创新和可持续化发展的新商业模式。这些城市所采用的新兴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包括：基于云技术的即付即用模式、利用数据创造收入、试点项目、更智能化的采购。韩国釜山智慧城市采取基于云计算的即付即用模式，由当地政府与思科和韩国电信合作提供。旧金山、首尔、新加坡和赫尔辛基等城市建设了开放数据门户网站，使包括应用和服务开发人员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访问各种服务生成的数据。例如，旧金山的在线开放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三方开发者基于该平台开发了各种应用和服务，包括私人所有但面向公众开放的城市空间地图、特定物品回收、利用信息发布等。
破局：路在脚下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有四个原则：第一是以人为基础，第二是以土地为载体，第三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第四是以资本为后盾，缺少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一个，一个城市发展智慧城市的道路都会遇上瓶颈。而其中资本后盾又显得格外特殊。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光喊口号，搞顶层设计，一往无前的前瞻性，更不能只有以人为本的理想化，以为网罗了所有的最新技术就可以为智慧城市发展添加动力，没有实实在在的钱，谁都不会来免费帮忙建设智慧城市。政府是主导、是设计者，但具体实施者始终是企业，无利可图的事情企业都不会去做。政府在发展之初，就应该从具体方向考虑到，怎么去平衡顶层设计的长远目标与资金链可能出现的短缺之间的矛盾。
政府一方面要让企业赚钱，对于智慧城市设施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自己责任，尤其是管理责任。政府要建立企业准入机制、淘汰机制、监督机制、激励与处罚机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与企业是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同时要更多地让公众参与到PPP项目的管理中来。英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监管得力，处罚得当，可以有效提高PPP项目的绩效。
PPP模式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行政推动、法律保障和制度设计，还需要“柔软”的文化支撑力。就PPP政企伙伴式合作关系而言，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是不能缺失的（PPP文化支撑三要素）——“PPP应该是一段长久的美好婚姻而不是一场热闹且短暂的婚礼”。企业在参与其中时，一定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提升专业化水平
智慧城市看起来蛋糕巨大，如果企业头脑发热，一哄而上，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投资量大、周期长，且有许多潜在风险，智慧城市项目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化能力。如果企业缺乏这些领域的专业能力，就意味着风险大于机遇。因为市场足够大，时间足够长。这更要求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要求企业有定力，不浮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做强做大。
主动利用金融工具、资本市场
PPP模式要求企业有大量的先期投入，而收益往往滞后很多年。如果企业单独来做，就很难实施。这也是过去市政项目往往由政府主导的原因。但利用金融工具如资产证券化就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资本流入，从而支撑企业长期开展PPP项目投资。
合作共赢、控制风险
重要的不是风险的有无，而是对其有效管控。企业可以利用PPP项目打造一个产业平台，将银行、设备供应商、项目建设者、设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项目运营公司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共同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样，不仅会提升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会提升PPP项目的效率。当然，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本身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透明化操作
PPP项目大多涉及公民利益，定价也多是政府主导。因此如果不能透明化操作，就很容易造成公民的不理解，从而引发各种始料不及的公众事件。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感受和认知，要持续不断地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并尽可能让公众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已经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表明，公众参与PPP项目的管理，只会提高PPP项目成功的概率和运营效率，而不会增加成本。反之则可能造成项目的失败。
智慧城市是先进技术与先进城市管理理念的有效融合，需要规划设计、技术集成、金融资本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团队和力量共同参与。面对新模式和新问题不可能立即有答案和解决的办法，创新是惟一出路，梦在心中，路在脚下。
（作者为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金雅兄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智慧城市是一个横跨多个利益相关方，收益长期性和价值隐性的巨型系统，这一点决定了PPP合作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而不是一场热闹的婚礼。
脚踏数万亿元的市场，头顶政策光环的“皇冠”，智慧城市无疑正在走向发展的“巅峰时刻”。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预测，未来10 年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投资将超过2 万亿元人民币。如果说这样的数据还让你感觉太过笼统的话，仅从上市公司的既有披露订单也可做一鸟瞰，省级行政区通常投资额度在100～500 亿元，地级市通常投资额度在10～30 亿元，区县级投资额度在1～5 亿元，不用太过复杂的测算，全国智慧城市总投资额预计会在9700～41630 亿元，万亿元的市场格局妥妥的。
2014年以来国家层面对智慧城市建设越来越重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8月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的目标。
时至今日，智慧城市理念引入中国已经接近 6 年时间，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智慧城市经历前期市场探索，目前规划层面已经在诸多地区铺开试点。随着政策的逐步跟进，智慧城市建设将由点及面逐步渗透，国内建设浪潮已经兴起。那么在讨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收益之前，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中国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大手笔的投入，从开始的基础设施的铺建，到下一阶段的信息互联互通，直至后期的城市升级、运营、维护都牵涉到资金运作（见图）。
智慧城市项目通常涉及投资额度较大，因此融资是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资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体，涵盖投融资、建设、运营、监管等过程。传统的政府自建自营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更多的资金需要由企业和融资机构去筹措，将市场机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七大领域的投资建设，并着重强调了要“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这显示了国家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进行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决心。这对智慧城市建设来说，无疑是为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应用产品的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智慧城市2.0
PPP模式承载地方融资和债务平台双重使命，是对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深远。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为全面实施财政全口径预算，以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难题，财政部近日制定并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文件，要求地方清理并甄别政府债务，并力推PPP模式融资，要求地方政府清理并甄别在2014年12月31日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为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此外，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达到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又减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的目的。相对于招投标模式使用财政资金，项目立项流程繁杂、耗时等缺点，PPP模式是一种高效投资模式，政府通过PPP模式搭平台，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最终项目能够快速立项并实施，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内在逻辑与新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周期往往比较长，短则几年，长则10～20年。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都处于烧钱阶段，由于智慧城市收益见效慢的特点，政府要取得回报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些可以完全商业化运营的项目，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待项目建设完成到真正投入运营，需要较长的时间。
社会利益凸显，经济效益难变现，这是很多智慧城市项目的内在逻辑。雨水、污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地下管线的智能化改造，是智慧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目的是实现对底线管线的实时监测和故障预警，这是属于城市管理者提供给普通市民的最基础的设施服务，是很难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盈利的。由人口数据库、企业法人基础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库、地理空间数据库、建筑物数据库等五大数据库组成的基础数据库，存储着智慧城市中基础、变化频率相对较低的信息资源，是智慧城市公共数据的根基，是各类智慧业务应用系统的重要支撑，从而为各部门、领导、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然而基础数据库也很难通过商业运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它产生的是社会效益。对社会力量来说，在智慧城市应用产品方面的投入更多的是从娱乐、消费等方面起步的，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这些贴近民生服务的领域中，往往是建设难度更高，投资周期更长的项目，同时，也面临着找不到好的盈利和推广模式等一系列的问题。
PPP模式的国际经验
于我国而言，智慧城市的PPP模式是一个新课题，当然，国际上也不乏一些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德国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这些机构或者是政府部门，如法兰克福的环保局，或者是政府特意成立的下属机构，如柏林的柏林伙伴公司和弗里德里希哈芬的虚拟市场有限公司，其职责都是代表当地政府提出一些长期的、宏观的规划目标，并从市场上挑选最具吸引力并适合当地实际的智慧城市项目。
在德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中，根据提出某项目标主体的不同，德国城市会有不同的资金来源，如欧盟、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如果是前三者提出目标要求城市完成，那么它们就会给这些城市一定比例的建设资金。比如，为实现节能减排，欧盟提出“力争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以上”的目标，并投资1.15亿欧元帮助500多个城市进行节能建设。德国联邦政府提出“电动汽车国家发展计划”，并选取了包括柏林在内的4个州开展试点。在这个为期4年（截止时间为2016年）的项目中，联邦政府投入8000万欧元，柏林州政府投入6000万欧元，参与企业投入6000万欧元。 世界各地智慧城市项目最常见的金融工具包括：公私合伙、绿色债券、节能绩效保证合约、税收增量、众筹和私人投资。
欧盟支持跨领域PPP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的“欧洲PPP专业技术中心”（简称“EPEC”）在一个升级德国街道照明系统的项目基础上，开发了一个标准化的PPP模型。EPEC还发布了一份旨在指导公共采购部门考虑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简称“PPP”）方法的“指南指导”。此外，欧洲投资银行还开发了特别用于为城市可获得的欧盟预算资金和私人投资提供补充的工具，为用现有金融资源提供了更大的范围和灵活性。
除了投融资模式的灵活，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探索更为创新和可持续化发展的新商业模式。这些城市所采用的新兴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包括：基于云技术的即付即用模式、利用数据创造收入、试点项目、更智能化的采购。韩国釜山智慧城市采取基于云计算的即付即用模式，由当地政府与思科和韩国电信合作提供。旧金山、首尔、新加坡和赫尔辛基等城市建设了开放数据门户网站，使包括应用和服务开发人员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访问各种服务生成的数据。例如，旧金山的在线开放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三方开发者基于该平台开发了各种应用和服务，包括私人所有但面向公众开放的城市空间地图、特定物品回收、利用信息发布等。
破局：路在脚下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有四个原则：第一是以人为基础，第二是以土地为载体，第三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第四是以资本为后盾，缺少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一个，一个城市发展智慧城市的道路都会遇上瓶颈。而其中资本后盾又显得格外特殊。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光喊口号，搞顶层设计，一往无前的前瞻性，更不能只有以人为本的理想化，以为网罗了所有的最新技术就可以为智慧城市发展添加动力，没有实实在在的钱，谁都不会来免费帮忙建设智慧城市。政府是主导、是设计者，但具体实施者始终是企业，无利可图的事情企业都不会去做。政府在发展之初，就应该从具体方向考虑到，怎么去平衡顶层设计的长远目标与资金链可能出现的短缺之间的矛盾。
政府一方面要让企业赚钱，对于智慧城市设施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自己责任，尤其是管理责任。政府要建立企业准入机制、淘汰机制、监督机制、激励与处罚机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与企业是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同时要更多地让公众参与到PPP项目的管理中来。英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监管得力，处罚得当，可以有效提高PPP项目的绩效。
PPP模式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行政推动、法律保障和制度设计，还需要“柔软”的文化支撑力。就PPP政企伙伴式合作关系而言，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是不能缺失的（PPP文化支撑三要素）——“PPP应该是一段长久的美好婚姻而不是一场热闹且短暂的婚礼”。企业在参与其中时，一定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提升专业化水平
智慧城市看起来蛋糕巨大，如果企业头脑发热，一哄而上，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投资量大、周期长，且有许多潜在风险，智慧城市项目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化能力。如果企业缺乏这些领域的专业能力，就意味着风险大于机遇。因为市场足够大，时间足够长。这更要求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要求企业有定力，不浮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做强做大。
主动利用金融工具、资本市场
PPP模式要求企业有大量的先期投入，而收益往往滞后很多年。如果企业单独来做，就很难实施。这也是过去市政项目往往由政府主导的原因。但利用金融工具如资产证券化就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资本流入，从而支撑企业长期开展PPP项目投资。
合作共赢、控制风险
重要的不是风险的有无，而是对其有效管控。企业可以利用PPP项目打造一个产业平台，将银行、设备供应商、项目建设者、设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项目运营公司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共同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样，不仅会提升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会提升PPP项目的效率。当然，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本身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透明化操作
PPP项目大多涉及公民利益，定价也多是政府主导。因此如果不能透明化操作，就很容易造成公民的不理解，从而引发各种始料不及的公众事件。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感受和认知，要持续不断地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并尽可能让公众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已经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表明，公众参与PPP项目的管理，只会提高PPP项目成功的概率和运营效率，而不会增加成本。反之则可能造成项目的失败。
智慧城市是先进技术与先进城市管理理念的有效融合，需要规划设计、技术集成、金融资本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团队和力量共同参与。面对新模式和新问题不可能立即有答案和解决的办法，创新是惟一出路，梦在心中，路在脚下。
（作者为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金雅兄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智慧城市是一个横跨多个利益相关方，收益长期性和价值隐性的巨型系统，这一点决定了PPP合作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而不是一场热闹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