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稳金融无视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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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企业犯罪治理在改革开放至十九大之前一直采取“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在十九大召开以后逐步向“轻缓化”的刑事政策转型。具体而言,轻缓化的民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逐步介入刑法体系,且带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改革在民企犯罪治理中的实践。这一转型虽然有助于民营企业的繁荣发展,但由于该系列政策介入刑法治理缺乏路径,且内容“重定罪,轻量刑”“重程序,轻实体”,导致其施行并不顺畅。基于政策转型中的“修
我国当前合规计划激励机制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方法论缺陷,鉴于量刑责任是首要的量刑基准,需要重点解决其判断问题。“法益可恢复性理论”不能充分说明合规计划从宽处罚的理由,应当根据合规计划激励机制的政策目的,统合、指导并强化对量刑责任、预防目的的减轻评价。作为一种处罚限制原理,“责任纯化论”将量刑责任的判断标准限定为形式的行为责任,从中剔除预防要素,并通过考虑合规计划的执行时间、情节性质和调节比例等确定其功
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推动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影响和前景获得了社会各方的高度认可。但是,公检法三机关对企业涉罪案件从宽处理,监督企业合规整改,需要刑事程序法的赋权。因此,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推进,需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及时修改,将企业合规建设的制度创新和成功做法加以固定,从而于法有据地提升企业合规建设的司法推动力。就立法方案而言,为解决责任主体的双重性、表意机制的代议性、集
在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保护民营企业主体权利的方针指引下,刑事合规不起诉对规范与保护企业发展的价值日益凸显。刑事合规不起诉在我国企业犯罪形势严峻与治理效果不佳的背景下乘势而来,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拓宽和加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本文通过对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案件范围、适用程序与适用内容进行界定,以期加速其体系化进程。与此同时,在制度改革中也面临着诸如检察机关办案能力
面对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理念尚未确立、立法依据不足、实践尝试有限和制度缺失严重的困境,可尝试用绿色治理观为其制度构建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相应地,引入绿色法律治理能够指引和支撑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价值理念确立、顶层制度设计和机制手段协调方面的逐步完善。申言之,基于内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当包含基本规则设计、组织队伍建设和支持监督机制等内容;基于外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主要包含起诉阶段检
刑事合规可溯源于美国企业合规制度与实践,其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企业合规的主流。在各国引入刑事合规之前,存在两大基础性理论难题,一是刑事合规的适用对象,二是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路径。前者决定了是否有必要引进和改造刑事合规制度,后者关系到刑事合规制度能否有效发挥作用。文章梳理各国的刑事合规实践并分析制度背后的法理逻辑,立足于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结合当前的刑事法理论,明确我国刑事合规的对象是企业,
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主导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加快推进。这项全力重塑并提升全行业高质量发展竞争力的工作已受到诸多混凝土与水泥制品企业的关注。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行业规模迅速成为我国建材行业最大的产业。但是由于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进入门槛低,造成了企业数量众多、普遍规模不大,竞争手段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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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为目的,并将一系列管理活动进行有机融合。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与绩效考核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和实行有效内部控制非常重要的手段。全面预算管理能对企业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地配置,有利于企业部门之间的统筹和协同作业,而且能有效地改善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不足。绩效管理下的全面预算则是构建在“以人为本”的原理基础之上,有效把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中国国民党著名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国共两党遵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合力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对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与邓演达有着广泛、真切而又深入的政治共识。对其政治共识的形成基础和主要体现予以充分阐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