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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齐全，探索开发其包括历史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内的综合价值对老区脱贫攻坚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邢台抗大作为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代表，其开发利用存在着缺乏系统性的宣传，与周边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通过树立抗大红色文化品牌，增强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讲好抗大与前南峪红色文化基因传承故事，将抗大精神与李保国精神相结合等对策，使抗大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从而实现其综合价值的转化。
[关键词]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抗大
[中图分类号] F32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10-0039-05
2015年11月，一条自北向南贯穿太行山区全境的太行山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这对于沿线太行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有着重要意义。革命战争年代，太行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老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脱贫攻坚工作的“硬骨头”。本文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为例，探索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对于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脱贫攻坚乃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党员理想信念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巍巍八百里太行”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南临黄河，有着著名的“太行八陉”，自古便是军事战略要地，从春秋战国直到明、清，两千多年间烽火不息。近现代以来，太行革命老区是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依托它所创建的晋冀鲁豫边区更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抗大等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转战各地，导致这些遗址分散在太行山沿线各地。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战争遗址、烈士陵园、革命遗物等。鉴于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尚未定论，本文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
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系统性的梳理和分类工作是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经初步统计，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这里进行简单列举，不一而足：
（一）战争遗址类：雁门关伏击战遗址、平型关战役遗址、阳明堡机场遗址、狼牙山遗址、上党战役老爷山战斗遗址等；
（二）旧址（故居）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百团大战”砖壁指挥部旧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黄崖洞兵工厂旧址、冀南银行旧址等；
（三）专题纪念馆、陈列馆类：西柏坡陈列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忻口会战纪念馆、上党战役指挥部纪念馆、平汉战役胜利纪念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等；
（四）纪念碑、烈士陵园（烈士墓）类：西柏坡纪念碑、抗大纪念碑、百团大战纪念碑、太行太岳烈士陵园、北高庙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冀南烈士陵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上南庄烈士陵园以及诸多烈士墓等；
（五）革命遗物类：包括各遗址所保存的及老乡、革命后代所贡献的各种革命遗物，如战斗武器、生产生活用品、学习用品、文件等，以及抗大文工团、抗敌剧社、晋察冀日报社等新闻团体和个人作家所创作的戏剧、诗歌、摄影、小说等作品；
（六）革命精神类：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抗大精神、百团大战精神等。
以上，参考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分类方法，一至五项为物质文化遗产，第六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至四项为不可移动文物，第五项为可移动文物。
由此可见，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齐全，这是诸多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一般特征，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老区在我党的特殊地位及其突出贡献所决定的。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自身獨特之处在于：首先，时间上，集中于从抗战初期（如平型关战役遗址）直至解放战争后期（如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而较少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这一特点是由我国革命的总体特征所决定的，北方太行山区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较晚，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着直接关系；其次，地点上，多分布在太行山深处，并且同一机关旧址在多地都有分布，以八路军总部旧址、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抗大校址较为突出，这是由太行山自然环境以及抗战时期我党在敌后战场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决定的。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及特点是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
二、抗大红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分析
抗大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1日创办于瓦窑堡米粮山上，后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于1937年1月28日更名为抗大。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1]539，在抗战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抗大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挺近敌后坚持办学。罗瑞卿率领“第五纵队”（后改称青年纵队）经历了“小长征”，曾先后在河北灵寿、山西武乡、黎城办学，最后定址河北邢台，办学时间长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是抗大在敌后办学坚持时间最长、办学最为正规、培养人数最多，也是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抗大举办了建校五周年庆祝大会，总结了抗大的办学经验，广泛宣传了抗大。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包括提高学员质量、加强和完善政治工作、健全教育体系、颁布一系列的工作条例和规定等。“据统计，这一期共编印出版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各种教材四十一种，发行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册。这些教材质量比较好，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不仅满足了总校与各分校的教材需要，而且还提供各部队使用。”[2]109除此之外，抗大师生及老区群众参加了五月反“扫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日军的拉网式“扫荡”。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大限度保存干部，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抗大：……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161。在副校长何长工的带领下，返回陕北办学，直至抗战胜利，抗大才结束了它长达九余年的办学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太行山里的抗大，向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军政干部，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工作。抗大作为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一方面，它是我党在抗战时期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代表，另一方面，抗大所在的太行革命老区人民与其他革命老区一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的来说，太行革命老区分布有众多抗大旧址，包括河北灵寿、山西武乡、山西黎城、河北邢台的抗大总部，以及位于山西屯留的第一分校，河北灵寿的第二分校，河北涉县的第六分校、太行分校和河北邢台的陆军中学等。具体来说，邢台抗大红色文化资源包括抗大陈列馆、抗大旧址群、抗大纪念碑、工作生活用品、教材、图片、校歌和抗大精神等，涵盖了太行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六种全部类型。
抗大红色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包含历史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以历史价值为例，抗大之所以选择邢台浆水一带建校，这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这一带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历史因素是分不开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抗大所在的延安面临着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等各种困难，另一方面，广大学员无法从全国各地进入抗大进行学习，严重影响了办学，因此，中央决定挺近敌后办学。这一战略决策有着重大意义，正如罗瑞卿副校长在全校传达这一决定时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是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是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1]100-101。以政治价值为例，抗大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成为“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抗大精神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继续解放思想、实施创新发展理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教育价值为例，早在抗战时期，抗大就已经闻名海内外了，毛泽东曾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1]399。这对于新时期军事院校、党校和高等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他如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开发红色旅游对老区脱贫致富和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文化价值则体现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论述。
三、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一）加大研究力度，拓宽宣传渠道，树立抗大红色文化品牌
“品牌”概念源于市场营销学，属于一种无形资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红色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及其综合价值是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基础，因此，必须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有效宣传，进而实现品牌效应。
一方面，成立专门机构，加大研究力度。抗大这一著名的“窑洞大学”（红星照耀中国），以其条件艰苦而著称，更因其巨大的办学成绩而蜚声海内外。冈村宁次曾讲“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亡十名皇军士兵以换一名抗大学员，宁亡五十名皇军士兵以换一名抗大干部。”[2]119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讲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决定人民命运的战争，也永远不会忘记抗日军政大学在那场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献。”现阶段，抗大旧址（包括抗大总校和14所分校等）、抗大遗物遍布大江南北，而我们对抗大的研究还十分不足。除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外，抗大所在地应联合地方党史研究人员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主要开展当地抗大历史、文物以及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进行相应研究，为进一步的宣传教育和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宣传渠道。一般来说，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形式囿于传统模式，如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其稳定的受众和传播渠道及其权威性、稳定性等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这一时代最具活力的领域的传播方式，使我们必须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来进行抗大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和品牌塑造。选择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和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是全媒体时代科技进步使然，更是红色文化资源能够传承和创新的必然要求。从广义上讲，抗大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涵盖了围绕抗大红色文化资源所展开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史料发掘、文物征集、遗址开发、陈列馆布陈、大众媒体宣传、网站设计、公众号推送、文化衍生品乃至活动设计等。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公众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抗大红色文化品牌的各种环节中能够参与进来，并真正发挥其作用，是将来宣传工作的发展方向。
（二）增强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2004年底，中办、国办颁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一般来说，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和旅游的有机结合。红色文化是内涵，旅游是形式”[3]。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色旅游取得了巨大进展。截止目前，以中办、国办名义先后印发了三期规划纲要，并指出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联合中宣部、财政部、国家旅游局等14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河北省共有14處入列，邢台作为太行革命老区，共有两项入列，包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陈列馆和前南峪村，它们是研究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对象。按照规划纲要，抗大所在地属于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红色旅游区”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红色旅游区”。河北省革命历史文化深厚，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先天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但除以西柏坡为代表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行程的“京南红色走廊”外，存在着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不足，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和旅游企业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增强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以抗大为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与高校、党校等单位人才合作，充分挖掘抗大总校“小长征”，以及抗大从河北灵寿转至山西武乡、黎城再到河北邢台的路线。通过探索抗大遗址的联合开发利用，做好红色专题旅游，不仅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行业中树立自身的特色，更能够解决现今红色旅游简单肤浅，缺乏深度和与游客缺乏互动等方面的不足。
（三）采取红绿结合模式，讲好抗大与前南峪红色文化基因传承故事
“我国革命老区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多个县、市、区，多数是山区和丘陵地带，绿色景观、生态环境优美独特、清新自然，有的革命纪念地还是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4]。革命老区有着天然的自然景观，这也是红色旅游的独特之处，因此，在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的同时，领略大自然的风采，红与绿二者相辅相成。在山川茂林中感悟革命燃烧的岁月，使得红色文化更具可触性，生动、具体的历史场景更能激发人们对光辉年代的追忆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1940年，太行革命老区的前南峪成了抗大的“第二故乡”。三十余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新中国大地，然而前南峪这一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仍然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这里“光山秃岭和尚头，洪水下山遍地流，沿川冲走河滩地，十年九灾不保收”。1977年，33岁的郭成志，这个从小听抗大故事长大的年轻后生勇挑重担，担任了村支部书记。面对着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他上任第一天，便召集全村的党员干部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参观学习。“只要发扬‘抗大精神’，横下一条心带领群众埋头苦干，我就不信前南峪村摘不掉贫穷帽子！”郭成志的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从此，前南峪人民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了“沟域综合治理模式”，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先后被授予“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绿色村庄”和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五百佳”提名奖荣誉称号。在此过程中，郭成志本人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连续当选为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6年，被农业部等单位评为城乡一体化暨新农村建设功勋人物和中国十大农村带头人。前南峪人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前南峪精神”，即“坚守宗旨、富村富民的目标追求，执着自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尊重规律，创新发展的务实品格。”不难发现，这种精神恰恰是抗大精神的时代写照，两者共同体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创新。抗大精神穿越时空，激励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给太行革命老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借鉴和精神动力。
习近平曾经指出“老区精神积淀着红色基因。在今天奔小康的路上，老区人民同样展现出了强烈的奉献奋斗精神。”抗大所在地前南峪村同样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是由于该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传承和发扬抗大精神，由变远近闻名的贫困山村变为享誉中外的“太行明珠”。因此，我们必须讲好抗大与前南峪红色基因的传承故事。
（四）将抗大精神与李保国精神相结合，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太行
毛泽东曾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5]抗大的成立本身就体现了我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成立前夕，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和即将面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局面，1935年12月，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6]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制定教育方针，并担任兼职教员。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个战线和领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培养对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涌入革命圣地延安，以抗大第4期为例，共吸收知识分子4655人，占全校学员总数的83%，党员人数开学时仅530人，占知识青年的11%，毕业时达3304人，占71%[2]289。这一显著成就与抗大在教学中十分注重“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隔开的一道墙”有直接关系。抗大师生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展开挖窑洞比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分子由于平时劳动较少，往往表现为各种不适应，“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第二阶段，通过咬牙坚持，结果“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到第三阶段，知识分子终于发挥了自身特长，根据土质情况，发明“动摇敌人基础战法”，利用杠杆原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上过程，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的相互融合，是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缩影。
2016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给予李保国高度评价，称其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李保国奉行“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的原则与抗大“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隔开的一道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最终实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他每年200多天身影出现在山区，30多年坚持不懈地工作。”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先后培育了“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五百佳”提名奖典型——邢台县前南峪村、全国科教兴村先进典型——内丘县岗底村和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等先进典型，打造了“浆水”牌板栗、“富岗”牌苹果和“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产品。新时期，我们学习李保国精神，发扬榜样的力量的同时，需要将抗大精神与李保国精神相结合，讲好我党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太行，为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贡献自身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徐仁立.中国红色旅游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6.
[4]马静.红色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223-224.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27.
[6]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45.
责任编辑：邓小龙
[关键词]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抗大
[中图分类号] F32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10-0039-05
2015年11月，一条自北向南贯穿太行山区全境的太行山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这对于沿线太行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有着重要意义。革命战争年代，太行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老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脱贫攻坚工作的“硬骨头”。本文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为例，探索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对于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脱贫攻坚乃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党员理想信念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巍巍八百里太行”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南临黄河，有着著名的“太行八陉”，自古便是军事战略要地，从春秋战国直到明、清，两千多年间烽火不息。近现代以来，太行革命老区是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依托它所创建的晋冀鲁豫边区更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抗大等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转战各地，导致这些遗址分散在太行山沿线各地。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战争遗址、烈士陵园、革命遗物等。鉴于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尚未定论，本文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
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系统性的梳理和分类工作是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经初步统计，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这里进行简单列举，不一而足：
（一）战争遗址类：雁门关伏击战遗址、平型关战役遗址、阳明堡机场遗址、狼牙山遗址、上党战役老爷山战斗遗址等；
（二）旧址（故居）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百团大战”砖壁指挥部旧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黄崖洞兵工厂旧址、冀南银行旧址等；
（三）专题纪念馆、陈列馆类：西柏坡陈列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忻口会战纪念馆、上党战役指挥部纪念馆、平汉战役胜利纪念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等；
（四）纪念碑、烈士陵园（烈士墓）类：西柏坡纪念碑、抗大纪念碑、百团大战纪念碑、太行太岳烈士陵园、北高庙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冀南烈士陵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上南庄烈士陵园以及诸多烈士墓等；
（五）革命遗物类：包括各遗址所保存的及老乡、革命后代所贡献的各种革命遗物，如战斗武器、生产生活用品、学习用品、文件等，以及抗大文工团、抗敌剧社、晋察冀日报社等新闻团体和个人作家所创作的戏剧、诗歌、摄影、小说等作品；
（六）革命精神类：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抗大精神、百团大战精神等。
以上，参考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分类方法，一至五项为物质文化遗产，第六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至四项为不可移动文物，第五项为可移动文物。
由此可见，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齐全，这是诸多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一般特征，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老区在我党的特殊地位及其突出贡献所决定的。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自身獨特之处在于：首先，时间上，集中于从抗战初期（如平型关战役遗址）直至解放战争后期（如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而较少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这一特点是由我国革命的总体特征所决定的，北方太行山区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较晚，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着直接关系；其次，地点上，多分布在太行山深处，并且同一机关旧址在多地都有分布，以八路军总部旧址、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抗大校址较为突出，这是由太行山自然环境以及抗战时期我党在敌后战场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决定的。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及特点是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
二、抗大红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分析
抗大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1日创办于瓦窑堡米粮山上，后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于1937年1月28日更名为抗大。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1]539，在抗战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抗大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挺近敌后坚持办学。罗瑞卿率领“第五纵队”（后改称青年纵队）经历了“小长征”，曾先后在河北灵寿、山西武乡、黎城办学，最后定址河北邢台，办学时间长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是抗大在敌后办学坚持时间最长、办学最为正规、培养人数最多，也是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抗大举办了建校五周年庆祝大会，总结了抗大的办学经验，广泛宣传了抗大。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包括提高学员质量、加强和完善政治工作、健全教育体系、颁布一系列的工作条例和规定等。“据统计，这一期共编印出版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各种教材四十一种，发行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册。这些教材质量比较好，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不仅满足了总校与各分校的教材需要，而且还提供各部队使用。”[2]109除此之外，抗大师生及老区群众参加了五月反“扫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日军的拉网式“扫荡”。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大限度保存干部，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抗大：……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161。在副校长何长工的带领下，返回陕北办学，直至抗战胜利，抗大才结束了它长达九余年的办学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太行山里的抗大，向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军政干部，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工作。抗大作为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一方面，它是我党在抗战时期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代表，另一方面，抗大所在的太行革命老区人民与其他革命老区一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的来说，太行革命老区分布有众多抗大旧址，包括河北灵寿、山西武乡、山西黎城、河北邢台的抗大总部，以及位于山西屯留的第一分校，河北灵寿的第二分校，河北涉县的第六分校、太行分校和河北邢台的陆军中学等。具体来说，邢台抗大红色文化资源包括抗大陈列馆、抗大旧址群、抗大纪念碑、工作生活用品、教材、图片、校歌和抗大精神等，涵盖了太行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六种全部类型。
抗大红色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包含历史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以历史价值为例，抗大之所以选择邢台浆水一带建校，这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这一带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历史因素是分不开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抗大所在的延安面临着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等各种困难，另一方面，广大学员无法从全国各地进入抗大进行学习，严重影响了办学，因此，中央决定挺近敌后办学。这一战略决策有着重大意义，正如罗瑞卿副校长在全校传达这一决定时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是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是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1]100-101。以政治价值为例，抗大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成为“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抗大精神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继续解放思想、实施创新发展理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教育价值为例，早在抗战时期，抗大就已经闻名海内外了，毛泽东曾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1]399。这对于新时期军事院校、党校和高等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他如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开发红色旅游对老区脱贫致富和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文化价值则体现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论述。
三、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一）加大研究力度，拓宽宣传渠道，树立抗大红色文化品牌
“品牌”概念源于市场营销学，属于一种无形资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红色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及其综合价值是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基础，因此，必须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有效宣传，进而实现品牌效应。
一方面，成立专门机构，加大研究力度。抗大这一著名的“窑洞大学”（红星照耀中国），以其条件艰苦而著称，更因其巨大的办学成绩而蜚声海内外。冈村宁次曾讲“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亡十名皇军士兵以换一名抗大学员，宁亡五十名皇军士兵以换一名抗大干部。”[2]119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讲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决定人民命运的战争，也永远不会忘记抗日军政大学在那场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献。”现阶段，抗大旧址（包括抗大总校和14所分校等）、抗大遗物遍布大江南北，而我们对抗大的研究还十分不足。除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外，抗大所在地应联合地方党史研究人员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主要开展当地抗大历史、文物以及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进行相应研究，为进一步的宣传教育和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宣传渠道。一般来说，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形式囿于传统模式，如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其稳定的受众和传播渠道及其权威性、稳定性等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这一时代最具活力的领域的传播方式，使我们必须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来进行抗大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和品牌塑造。选择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和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是全媒体时代科技进步使然，更是红色文化资源能够传承和创新的必然要求。从广义上讲，抗大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涵盖了围绕抗大红色文化资源所展开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史料发掘、文物征集、遗址开发、陈列馆布陈、大众媒体宣传、网站设计、公众号推送、文化衍生品乃至活动设计等。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公众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抗大红色文化品牌的各种环节中能够参与进来，并真正发挥其作用，是将来宣传工作的发展方向。
（二）增强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2004年底，中办、国办颁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一般来说，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和旅游的有机结合。红色文化是内涵，旅游是形式”[3]。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色旅游取得了巨大进展。截止目前，以中办、国办名义先后印发了三期规划纲要，并指出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联合中宣部、财政部、国家旅游局等14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河北省共有14處入列，邢台作为太行革命老区，共有两项入列，包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陈列馆和前南峪村，它们是研究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对象。按照规划纲要，抗大所在地属于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红色旅游区”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红色旅游区”。河北省革命历史文化深厚，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先天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但除以西柏坡为代表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行程的“京南红色走廊”外，存在着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不足，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和旅游企业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增强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以抗大为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与高校、党校等单位人才合作，充分挖掘抗大总校“小长征”，以及抗大从河北灵寿转至山西武乡、黎城再到河北邢台的路线。通过探索抗大遗址的联合开发利用，做好红色专题旅游，不仅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行业中树立自身的特色，更能够解决现今红色旅游简单肤浅，缺乏深度和与游客缺乏互动等方面的不足。
（三）采取红绿结合模式，讲好抗大与前南峪红色文化基因传承故事
“我国革命老区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多个县、市、区，多数是山区和丘陵地带，绿色景观、生态环境优美独特、清新自然，有的革命纪念地还是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4]。革命老区有着天然的自然景观，这也是红色旅游的独特之处，因此，在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的同时，领略大自然的风采，红与绿二者相辅相成。在山川茂林中感悟革命燃烧的岁月，使得红色文化更具可触性，生动、具体的历史场景更能激发人们对光辉年代的追忆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1940年，太行革命老区的前南峪成了抗大的“第二故乡”。三十余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新中国大地，然而前南峪这一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仍然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这里“光山秃岭和尚头，洪水下山遍地流，沿川冲走河滩地，十年九灾不保收”。1977年，33岁的郭成志，这个从小听抗大故事长大的年轻后生勇挑重担，担任了村支部书记。面对着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他上任第一天，便召集全村的党员干部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参观学习。“只要发扬‘抗大精神’，横下一条心带领群众埋头苦干，我就不信前南峪村摘不掉贫穷帽子！”郭成志的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从此，前南峪人民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了“沟域综合治理模式”，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先后被授予“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绿色村庄”和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五百佳”提名奖荣誉称号。在此过程中，郭成志本人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连续当选为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6年，被农业部等单位评为城乡一体化暨新农村建设功勋人物和中国十大农村带头人。前南峪人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前南峪精神”，即“坚守宗旨、富村富民的目标追求，执着自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尊重规律，创新发展的务实品格。”不难发现，这种精神恰恰是抗大精神的时代写照，两者共同体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创新。抗大精神穿越时空，激励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给太行革命老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借鉴和精神动力。
习近平曾经指出“老区精神积淀着红色基因。在今天奔小康的路上，老区人民同样展现出了强烈的奉献奋斗精神。”抗大所在地前南峪村同样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是由于该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传承和发扬抗大精神，由变远近闻名的贫困山村变为享誉中外的“太行明珠”。因此，我们必须讲好抗大与前南峪红色基因的传承故事。
（四）将抗大精神与李保国精神相结合，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太行
毛泽东曾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5]抗大的成立本身就体现了我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成立前夕，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和即将面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局面，1935年12月，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6]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制定教育方针，并担任兼职教员。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个战线和领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培养对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涌入革命圣地延安，以抗大第4期为例，共吸收知识分子4655人，占全校学员总数的83%，党员人数开学时仅530人，占知识青年的11%，毕业时达3304人，占71%[2]289。这一显著成就与抗大在教学中十分注重“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隔开的一道墙”有直接关系。抗大师生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展开挖窑洞比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分子由于平时劳动较少，往往表现为各种不适应，“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第二阶段，通过咬牙坚持，结果“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到第三阶段，知识分子终于发挥了自身特长，根据土质情况，发明“动摇敌人基础战法”，利用杠杆原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上过程，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的相互融合，是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缩影。
2016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给予李保国高度评价，称其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李保国奉行“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的原则与抗大“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隔开的一道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最终实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他每年200多天身影出现在山区，30多年坚持不懈地工作。”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先后培育了“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五百佳”提名奖典型——邢台县前南峪村、全国科教兴村先进典型——内丘县岗底村和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等先进典型，打造了“浆水”牌板栗、“富岗”牌苹果和“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产品。新时期，我们学习李保国精神，发扬榜样的力量的同时，需要将抗大精神与李保国精神相结合，讲好我党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太行，为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贡献自身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徐仁立.中国红色旅游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6.
[4]马静.红色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223-224.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27.
[6]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45.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