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快速膨胀,发展近十年至今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一头巨大的“灰犀牛”。一方面,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为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执行货币职能,导致货币供应总量波动从而提升了货币当局宏观调控的难度;另一方面,其绕监管、高杠杆、流动性错配和期限错配的属性加剧了影子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为金融风险累积提供土壤。2017年3月份以来,一行三会密集出台政策以规范银行理财、同业、资金池等影子银行领域业务;2018年初,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提出要将影子银行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可见影子银行风险已受到监管层的广泛关注,破除其运行中存在的顽疾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研究影子银行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的影子银行是指替代和补充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却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产品、机构和市场。本文在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界定和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主导机构的不同将其分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影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影子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主导的影子银行三类,并且详细阐述了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的操作模式和发展过程;接着通过分析各类影子银行信用行为所引起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论述影子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创造活动。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机制的理论分析表明,我国影子银行风险的交叉传染和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风险溢出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造成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影子银行规模、货币流动性和金融体系风险的三变量TVP-VAR模型来验证我国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为获得金融体系风险的代理变量,本文从宏观经济维度、证券市场维度和金融机构维度构建了一个“金融体系风险指数”,计算后发现我国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在2009 年 1 月-2010 年 2 月、2010 年 3 月-2016 年 1 月、2016 年 2 月-2017 年 12月这三个时期分别处于下降、上升、下降的状态,2016年1月,金融风险值达到最大。后续分析TVP-VAR模型的检验结果得出如下结论:(1)影子银行业务在短期内为金融机构增加了效益,并且弥补了实体企业的融资缺口从而拉动了社会总需求,这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隐藏于“影子”之下,2017年后的金融严监管政策有利于影子银行风险的提前暴露。(2)影子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和时变性,2010年下半年起,影子银行对滞后期的风险溢出效应开始显露,风险溢出在2012年5月份达到最大值,而后随着监管趋严风险溢出程度有所减弱,但2016年以后影子银行资金“空转”和“入虚”问题严峻,影子银行再次加剧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3)影子银行会显著影响经济体中的流动货币量,且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会干扰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发挥作用,从而强化了其风险溢出效应。最后,本文从构建影子银行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从外部加强影子银行风险防控和完善影子银行内部风控体系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预防和控制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