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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琼 1970年8月出生，安徽芜湖人，博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曾担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好书、《芳草》汉语言文学女评委大奖、全国优秀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全国电视剧优秀剧目奖等奖项评委。曾获得人民日报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副刊金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荣誉。代表作有《从非虚构创作勃发看文学的漫溢》《叙述与历史》《女性与文学五题》等。专著和编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当代舞台艺术观察与思考》等。
读书读到我这个年龄，对“非虚构”的兴趣会增强。散文就被归在“非虚构”一流。非虚构写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真实性问题。与小说相比，散文除了在文体上有自己的法度，尤其强调主体对情感和认知等经验摹写的真实度。在文学性不存疑的前提下，散文把“真”标举在第一位，追求“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
比较而言，真情实感容易有，但不容易写。这个难，难在“准确”。这个难既源于主观愿望，也存在技术问题。人类社会最复杂的东西莫过于情感，面对外部世界，凡感觉稍灵敏者都能获得各种情感体验。从体验到文本，文字作为媒介和表意符号，怎么写出情感的微妙和层次是个技术难题。我们通常说某个作家语感好，言外之意是，他或她能在似是而非的汉字库存中找出最恰切的“那一个”。这种恰切，要既有陌生感，又熨贴无比。作为读者和编辑，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确有口角生津之美。因此，我倾向于把精准地描写经验、表情述意，看作散文写作的一种高级追求。当然，“精准”二字，有“情”有“意”，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我们评价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往往用“真诚”一词。既然存在“真诚”，也就存在“不真诚”。生活中的真诚者，未必就能成为文字中的真诚者，因为各种顾虑，或者纯粹因为写作观念问题，写作者把“我”移走或者架起来，在文字中看不到“我”或看到的是“非我”，是改装后的“我”。愿不愿意真实地写出“我”和那些微妙和确切的经验，是个愿望问题。不过，必须要补充一句，“非我”的文章，未必不是好文章。文如其人是一种境界，超越本我而写出鸿篇巨制在文学史上也不是新鲜事。写作中的客体和主体关系还真是一言难尽。
但是，真诚依旧是美学范畴的最高评价。在此，我愿意把“真诚”二字奉送给作家徐可，在此基础上，再附送一个词：语感好。
徐可的散文，是“有我”和“文雅”。徐可对于散文写作研磨已久，文本形成了很强的识别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格。许多人读散文，是希望从他者真实真切的体验中获得确证和教益。文章不可能无我，哪怕是“零度写作”者，用词或选材也能隐约折射出“我”的立场。说徐可“有我”，因为徐可的“我”积极主动，像个暖男，宛然眼前，情感充沛，取向清晰，可以聊天，可以对话，可以抒怀。又因为徐可本身成熟和真诚，所以情感取向和价值表达有一致性。
以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为例。收在这本集子的文章，哪怕是应景小文，也经过了徐可这个情感和认知主体的消化。我喜欢这种“我注六经”，因为创作的价值在此，阅读的快乐也在此。这本散文集分三辑，写了两种经验——读书的经验和做人的经验。读书和做人原本也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第一辑“秉烛谈”的第一篇文章《多一点书卷气》就谈这个问题。“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无所为而为地读书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懂得了‘读书三味’，不去刻意追求某种功用和名利，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熏染上‘书卷气’了呢？”读书的“用”和“无用”是辩证关系，有有形之用和无形之用，有长久之用和眼前之用，徐可从“我”出发，谈“无用”之用和“无用”之读，自问自答，推心置腹，推己及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爱读书、能读书、会读书，这些都在情理之中，但因读书本身是个体性活动，愿意把读书的感受和经验写出来分享，则不仅需要面向公众说话的愿望，还需要说得好。徐可属于会说话者，善于设置让人放松的语境，从比较具体的对象入手，一点点地渗透观点和态度，让受众不由自主地同情和认可。比如，我虽然不喜欢周作人的“作”，但读完徐可谈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 ——略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说便俗”的背后 ——读<知堂回想录>随想》，我也深表认同，甚至有了新的体谅。这两篇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周作人被重新“打捞”之时，徐可在文章里写了赞赏的理由——周作人对于“人”本体的关注富有自觉，特别是对妇女儿童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也写了不喜欢的理由——在投日附逆一事上周作人欲盖弥彰不能免俗的俗气，这些建立在文章和言论分析基础上的理由写得很充分，有理不在声高，语气又温和，有对历史中人的体贴，也有叹息。把具体的人放在历史中观察，这是书写人物和研究人物的正道。因为历史的超越性，人显得高明；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人会犯错误。徐可不仅“不合时宜”地表达了对周作人的欣赏，也不“为尊者讳”地写出了一个人的性格局限导致的命运。
不虚美，不饰恶，是真诚。同时，不说过头话，拿捏分寸，文雅清秀，也是一种好文风。徐可说周作人和董桥的散文对他有影响，可能还得加一个汪曾祺。董桥的文字恬静，文化气息浓厚，那是老一辈的书卷气。正当盛年的徐可从美学上倾向和靠近这一脉，与他的知识自觉有关。但“里下河”的成长背景，包括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真挚、清淡对徐可文风的形成，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式原生影响。
“三更有梦书为枕”的下联，是“千里怀人月在峰”，因此这本书的第二辑是“怀人篇”。在这三辑中，这一组文章是篇篇精彩。徐可善于细节观察，记忆力又特别好，有体贴心，加上文字讲究，所以徐可的人物书写堪称一绝。徐可笔下的人物，启功也好，任继愈也好，陈景润也好，是独特的具体的，关键是，写作主体也没有闲着，充沛的情感投射到这些人物形象上，是“高温”写作。
不能不说到启功。徐可对这位已经过世的大书法家启功执弟子礼，这本书的书名“三更有梦书当枕”便是启功为徐可所题。徐可尊重师长，“从善如流”，“怀人篇”里六篇文章与启功有关，广为流传的是《站在启功先生墓前》一文，但其他几篇文章也好。好在于，从徐可这个独特的主体的眼里和心里，我们不仅看到和感受到一个生动的丰富的人格高尚的启功，也从文字中看到了一个谦恭的勤奮的敏感的徐可，而这正是我们日常见到的徐可：善良，体贴，甚至拘礼。他者眼中的徐可和徐可的自我认知合一，人文也合一。真，是写作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徐可解决得不错。
小说通常是对生活经验进行虚构，读小说或研究小说者要从虚构的文本找出线头并解开圈套，如孟子所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难！不认识作者，从文本进入，起点可能客观，落点倒未必就能准确。于是，发明了一个词“知人论世”，意思是评论者可结合写作者的背景经验去辨析和发掘文本中隐藏的信息。但这个办法对小说管一定的用，对散文这种文体却不大灵。其实也不是不灵，是没有必要。作者已经把自己袒露在文字里，还用我们指手画脚吗？
读书读到我这个年龄，对“非虚构”的兴趣会增强。散文就被归在“非虚构”一流。非虚构写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真实性问题。与小说相比，散文除了在文体上有自己的法度，尤其强调主体对情感和认知等经验摹写的真实度。在文学性不存疑的前提下，散文把“真”标举在第一位，追求“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
比较而言，真情实感容易有，但不容易写。这个难，难在“准确”。这个难既源于主观愿望，也存在技术问题。人类社会最复杂的东西莫过于情感，面对外部世界，凡感觉稍灵敏者都能获得各种情感体验。从体验到文本，文字作为媒介和表意符号，怎么写出情感的微妙和层次是个技术难题。我们通常说某个作家语感好，言外之意是，他或她能在似是而非的汉字库存中找出最恰切的“那一个”。这种恰切，要既有陌生感，又熨贴无比。作为读者和编辑，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确有口角生津之美。因此，我倾向于把精准地描写经验、表情述意，看作散文写作的一种高级追求。当然，“精准”二字，有“情”有“意”，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我们评价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往往用“真诚”一词。既然存在“真诚”，也就存在“不真诚”。生活中的真诚者，未必就能成为文字中的真诚者，因为各种顾虑，或者纯粹因为写作观念问题，写作者把“我”移走或者架起来，在文字中看不到“我”或看到的是“非我”，是改装后的“我”。愿不愿意真实地写出“我”和那些微妙和确切的经验，是个愿望问题。不过，必须要补充一句，“非我”的文章，未必不是好文章。文如其人是一种境界，超越本我而写出鸿篇巨制在文学史上也不是新鲜事。写作中的客体和主体关系还真是一言难尽。
但是，真诚依旧是美学范畴的最高评价。在此，我愿意把“真诚”二字奉送给作家徐可，在此基础上，再附送一个词：语感好。
徐可的散文，是“有我”和“文雅”。徐可对于散文写作研磨已久，文本形成了很强的识别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格。许多人读散文，是希望从他者真实真切的体验中获得确证和教益。文章不可能无我，哪怕是“零度写作”者，用词或选材也能隐约折射出“我”的立场。说徐可“有我”，因为徐可的“我”积极主动，像个暖男，宛然眼前，情感充沛，取向清晰，可以聊天，可以对话，可以抒怀。又因为徐可本身成熟和真诚，所以情感取向和价值表达有一致性。
以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为例。收在这本集子的文章，哪怕是应景小文，也经过了徐可这个情感和认知主体的消化。我喜欢这种“我注六经”，因为创作的价值在此，阅读的快乐也在此。这本散文集分三辑，写了两种经验——读书的经验和做人的经验。读书和做人原本也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第一辑“秉烛谈”的第一篇文章《多一点书卷气》就谈这个问题。“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无所为而为地读书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懂得了‘读书三味’，不去刻意追求某种功用和名利，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熏染上‘书卷气’了呢？”读书的“用”和“无用”是辩证关系，有有形之用和无形之用，有长久之用和眼前之用，徐可从“我”出发，谈“无用”之用和“无用”之读，自问自答，推心置腹，推己及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爱读书、能读书、会读书，这些都在情理之中，但因读书本身是个体性活动，愿意把读书的感受和经验写出来分享，则不仅需要面向公众说话的愿望，还需要说得好。徐可属于会说话者，善于设置让人放松的语境，从比较具体的对象入手，一点点地渗透观点和态度，让受众不由自主地同情和认可。比如，我虽然不喜欢周作人的“作”，但读完徐可谈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 ——略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说便俗”的背后 ——读<知堂回想录>随想》，我也深表认同，甚至有了新的体谅。这两篇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周作人被重新“打捞”之时，徐可在文章里写了赞赏的理由——周作人对于“人”本体的关注富有自觉，特别是对妇女儿童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也写了不喜欢的理由——在投日附逆一事上周作人欲盖弥彰不能免俗的俗气，这些建立在文章和言论分析基础上的理由写得很充分，有理不在声高，语气又温和，有对历史中人的体贴，也有叹息。把具体的人放在历史中观察，这是书写人物和研究人物的正道。因为历史的超越性，人显得高明；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人会犯错误。徐可不仅“不合时宜”地表达了对周作人的欣赏，也不“为尊者讳”地写出了一个人的性格局限导致的命运。
不虚美，不饰恶，是真诚。同时，不说过头话，拿捏分寸，文雅清秀，也是一种好文风。徐可说周作人和董桥的散文对他有影响，可能还得加一个汪曾祺。董桥的文字恬静，文化气息浓厚，那是老一辈的书卷气。正当盛年的徐可从美学上倾向和靠近这一脉，与他的知识自觉有关。但“里下河”的成长背景，包括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真挚、清淡对徐可文风的形成，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式原生影响。
“三更有梦书为枕”的下联，是“千里怀人月在峰”，因此这本书的第二辑是“怀人篇”。在这三辑中，这一组文章是篇篇精彩。徐可善于细节观察，记忆力又特别好，有体贴心，加上文字讲究，所以徐可的人物书写堪称一绝。徐可笔下的人物，启功也好，任继愈也好，陈景润也好，是独特的具体的，关键是，写作主体也没有闲着，充沛的情感投射到这些人物形象上，是“高温”写作。
不能不说到启功。徐可对这位已经过世的大书法家启功执弟子礼，这本书的书名“三更有梦书当枕”便是启功为徐可所题。徐可尊重师长，“从善如流”，“怀人篇”里六篇文章与启功有关，广为流传的是《站在启功先生墓前》一文，但其他几篇文章也好。好在于，从徐可这个独特的主体的眼里和心里，我们不仅看到和感受到一个生动的丰富的人格高尚的启功，也从文字中看到了一个谦恭的勤奮的敏感的徐可，而这正是我们日常见到的徐可：善良，体贴，甚至拘礼。他者眼中的徐可和徐可的自我认知合一，人文也合一。真，是写作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徐可解决得不错。
小说通常是对生活经验进行虚构，读小说或研究小说者要从虚构的文本找出线头并解开圈套，如孟子所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难！不认识作者，从文本进入，起点可能客观，落点倒未必就能准确。于是，发明了一个词“知人论世”，意思是评论者可结合写作者的背景经验去辨析和发掘文本中隐藏的信息。但这个办法对小说管一定的用，对散文这种文体却不大灵。其实也不是不灵，是没有必要。作者已经把自己袒露在文字里，还用我们指手画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