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世经典。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同时，毛泽东重视《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物史观。
　　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一生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泽东，让他学习清代史学著作《通鉴辑览》，这让毛泽东开始更系统地学习中国正史，也为他之后研读《资治通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开始研读《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智慧。
　　 多年以后，投身革命的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减，无论行军、吃饭，还是扎营的时候，即使生病卧床，他也手不释卷。同时，毛泽东为提高军队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文化水平，还号召全党对历史进行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在他晚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阅得“支离破碎”，只得用透明胶“缝缝补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反复研究、批注、阅读了17遍之多。
　　从《资治通鉴》中获得历史经验
　　 毛泽东反复研究学习《资治通鉴》，從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更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司马光以近20年的努力编纂了《资治通鉴》，他的封建专制视角也带有民本史观的先进性。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因此，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举《资治通鉴》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段话来论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说：“这段话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中的辩证法内涵，也是毛泽东重点研究的内容。他曾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发现《资治通鉴》的治学特点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军事内容多，经济文化内容少。关于这个特点，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作“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