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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最近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颇多，但何谓“中国故事”，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中国故事”是一种创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在那里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在历史的剧变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动，现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这需要创作者去观察、思考与表达，也需要讨论与争鸣。当然每个作家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同，但“新的中国故事”的诞生，恰恰在于创作者的探索。在探索中，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与认识惯性。比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认定为“弱者”或“落后者”，这是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但现在事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多年来我们习惯以追赶的心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现在当作我们的未来，但是现在情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文学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其中凝聚了我们共同的经验与情感，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时代，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与我们自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作家在讲述“个人”故事，其实在“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之间，还有不少层次，比如家族故事、阶级故事、村落故事等。有意思的是，在“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
“中国故事”的主体是中国民众。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落、新的故事不断涌现。但在我看来，“中国故事”应该更多地关注包括工人、农民、打工者在内的最广大的民众，他们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他们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与动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视野中关注。
“中国故事”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作家也可以讲述人类故事或宇宙故事，但就当前的历史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作家或许只能在探索中寻找最为适合的立场、观念与写作方法，但我认为，始终站在当代历史的主体——最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可以为作家打开一个开阔的视野。
最近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颇多，但何谓“中国故事”，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中国故事”是一种创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在那里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在历史的剧变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动，现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这需要创作者去观察、思考与表达，也需要讨论与争鸣。当然每个作家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同，但“新的中国故事”的诞生，恰恰在于创作者的探索。在探索中，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与认识惯性。比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认定为“弱者”或“落后者”，这是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但现在事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多年来我们习惯以追赶的心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现在当作我们的未来，但是现在情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文学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其中凝聚了我们共同的经验与情感，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时代，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与我们自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作家在讲述“个人”故事，其实在“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之间，还有不少层次，比如家族故事、阶级故事、村落故事等。有意思的是，在“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
“中国故事”的主体是中国民众。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落、新的故事不断涌现。但在我看来，“中国故事”应该更多地关注包括工人、农民、打工者在内的最广大的民众，他们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他们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与动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视野中关注。
“中国故事”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作家也可以讲述人类故事或宇宙故事，但就当前的历史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作家或许只能在探索中寻找最为适合的立场、观念与写作方法，但我认为，始终站在当代历史的主体——最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可以为作家打开一个开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