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
　　通过保外就医等手段，一些原本应在监狱接受惩罚的犯人，在监狱外过着堪比自由人的逍遥生活。这些成功“越狱”的故事主角，被判刑前往往都是“权钱阶层”。
　　这也是18名副厅级以上罪犯被收监能极为刺激眼球的原因所在，他们在位时的贪腐，触发民众的公平焦虑；就连落马进了监狱，还可以继续耍特权，让人情何以堪？
　　所以，监狱高墙内的腐败，某种程度上说，是在“最后一公里”弱化了反腐的成效。尤其是对那些“大老虎”而言，能查明他们的腐败并依法追究已属不易，但他们竟能轻松“越狱”，前期诸般反腐努力岂不功亏一篑？当然，值得欣慰的是，对类似“越狱”现象，从制度到行动都已开始诉诸亡羊补牢的努力。
　　2014年2月，中央政法委公布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剑指高墙内的腐败；而如今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重点监督，也是找准了“目标人群”，18名原高官被收监即为“专项检察活动”的一大成效。
　　还记得2013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就痛斥某地原副市长林某因受贿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在审理期间就花了不到10万元办好“保外就医”，一天牢没坐。这种还没进高墙即已成功“越狱”的，或许是个极端案例，但也揭示了“越狱”是否能成功的关键——“提钱出狱”。
　　最高检察院之所以将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列为重点监督对象，自然也是这3类罪犯普遍经济条件好、社会关系多，“越狱”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正如行贿、受贿案件，不能单单立足于“查有条件行贿者”一样，要遏制通过监外执行等达成“越狱”的现象，除了瞄准3类罪犯外，重点打击高墙中的“内鬼”无疑更加重要。
　　只有让那些为罪犯开“后门”者得到惩处，只有让高墙内的一切更加透明，才可能真正堵上监狱里的“特权通道”。
　　（摘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