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以为衰老是老年病的“百病之源”。陈可冀院士指出：“衰老不是疾病，但老了就容易得病”，并提出“如何做到‘老得好’”的问题。“老得好”，言简意赅，是与全球倡行的“健康老龄化”进而“成功老龄化”同义的。“健康老龄化”与“人本无病”理论相符，也得到了众多“健康”百岁老人的实证。
　　可见，得病不在于“老”，而在于“老得快”，“老”到晚期致“衰”，在“老衰”基础上“容易得病”。
　　有人认为，疾病导致器官功能减退促进（加重）衰老进程；病理性衰老往往加速人体衰老的性状。由于事实上真衰老不是疾病引起的，预防疾病不能改变寿限。所以说，疾病导致的功能减退（假衰老）对真衰老进程有什么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而清楚的是，疾病的防治或消除仅能提高平均寿命，不能干预真衰老的进程。
　　保健和疾病防治的干预——通过医学手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个体和群体健康老龄化为目的；其效果是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但保健和疾病防治尚无能力担当延长最高寿命的使命，提示保健和疾病防治只对人体“全部衰老”中的假衰老起作用，而对真衰老没有作用。
　　1983年10月，在我国首届全国抗衰老药物研究学术会议上，抗衰老药物研究学术委员会就“抗衰老药物的临床评价”标准提出“抗衰老”的基本标准：一是“延长最高寿命”，二是“提高生命活力，使老年人身心健康而不衰”，“二者是评价抗衰老药物的最基本原则，缺一不可”；并认为抗衰老药与老年病治疗剂有别，也不同于一般营养滋补剂。
　　笔者认为，上记抗衰老基本原则客观地反映了衰老和抗衰老的本质，理应恪守。但是这个抗衰老原则（延长最高寿命）的达标确是很困难的，甚至有学者以“难于上青天”比喻。这也正是引人从事抗衰老探索的动力所在。
　　然而，1988年12月，中国药学会老年药学委员会议通过的《延缓衰老药物研究的筛选规范与临床评价》主张“抗衰老药物是改善人类体质、提高生命效率，并能在遗传特性所决定的限度内有效延长寿限的一类药物”，摒弃了上述“延长最高寿命”不可或缺的原则。
　　《现在衰老学》写道：“抗衰老延长寿命，第一是指延缓生理老化过程，使机体在遗传决定的寿限内保持较好的智力和体力；第二是纠正病理性紊乱。”
　　《老年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写道：“延年益寿药物主要包括两方面：①延缓衰老过程，提高生命效率及生命质量，使寿命尽可能接近生理限度；②防止老年性疾病的药物”。
　　以上内容可理解为“通过抗衰老、延长青壮年期（青春常驻），推迟并缩短老年期而不求超越‘天年’”。如此，卡南高（Kanungo）早就有言：“这样（控制老化过程）就会使生命勃勃的青年期从20～40岁延长到20～60岁或更长。……延长青年期自然就增加了平均寿命，每个人都希望活到最高寿限100岁而衰老期却较短”。
　　然而，问题是，既“延缓生理老化”又“不突破遗传决定的寿限”仅仅是设想，在理论上说不通：不符合公认的存活曲线理论和抗衰老理论。
　　目前，“抗衰老”显得十分轻易。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声称“抗衰老”的产品和方法，看上去似乎针对人体“整体（全部）衰老”的，但真实的效果确是与真正的衰老无涉（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具有抗衰老效果）。
　　“抗衰老”，前景十分诱人，但特别不容易。动物实验已显示抗衰老的某些效果，但外推于人类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张雨林、胡国义、金承烈/文，摘自《中国老年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