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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动员作为一种新兴的动员方式，是对传统社会动员方式的有效补充，是以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作为工具互相沟通、串联，面临战争或者重大突发事件时，集体开展的特定群体活动并实际行动的组织过程。互联网动员具有门槛低、参与者广泛等特点，能够实现“少数人的大努力”驱动“多数人的小努力”的杠杆作用。
一、互联网动员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动员的作用机制实质上是围绕某项议题的产生、传播、交汇、影响现实的过程。首先，议题直接来源于经济社会中产生的矛盾和热点，目的在于引发公众关注和议论。第二，个人或者某媒体的意见在网络上自由公开地传播。第三，网民意见在网络上汇集交锋，通过判断相似、价值趋同、情感共振、目标趋同等推动，形成意见领袖，较大程度上引导舆论走向。最后，多数人的意见成为具备一定权威性的社会公认舆论，进而影响现实生活中公众、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互联网动员实现了从现实矛盾问题到网络意见争锋，再通过网络舆论反作用于现实的闭环机制。相对于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体自上而下展开的具有强制性的传统社会动员模式，有学者根据发起动机差别，将互联网动员归纳为热点型动员、正义型动员和专业型动员三种模式。
互联网动员具备参与各方同质性、能够短时间内获取大规模社会认同、动员程度更高、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特点。但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意见交汇的不可控性等因素，使互联网动员的目标并不像现实社会动员那样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这对政府信息管理与舆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新挑战。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NCP）疫情危机中，互联网动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展现出在互联网动员中存在的信息管理隐患。
二、互联网动员的信息管理问题
互联网动员在NCP疫情危机中发动了空前的力量，对于打赢疫情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人民在线“众云大脑”所生成的全国新闻舆论热度图可以看出，与“疫情”有关的信息逾千万条，媒体报道量超百万条，主要集中在湖北、山东、四川、北京、广东等地区。在武汉“封城”以后，确诊和疑似患者数据公开以及各地陆续推出患者轨迹信息追踪，对疫情地区进行物资支持、救助信息发布、疫情防控政策共享、及时进行疫情辟谣、发现和收集防疫不利线索等等，让群众心中对于NCP疫情更为了解，能够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但是，回顾此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到危及全国、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的NCP疫情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因疫情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客观、不全面，造成防控机制失序，贻误了运用互联网动员抑制疫情快速传播的黄金时期。
一是信息管理失序，未在早期及时发挥互联网动员的预防作用。首先，不明病毒致病信息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早期“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的报道降低了群众的警惕，两会、万家宴等照常举行。而病毒传播不会因为信息被阻滞、被扭曲而停住脚步。其次，基层对运用互联网动员进行信息公开的作用认识有偏差。NCP疫情在前期失控深层次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信息公开工作不及时、不全面、不客观的问题。对负面信息和突发事件一贯采取压制，与“公开越多越容易出差错”“维稳压倒一切”的错误思想意识有关。政府若在早期及时、全面、客观、真实报告和通报NCP疫情信息，采取正确的决策和应对措施，运用网络对信息的高速传播优势应对疫情危机，很可能抑制疫情失控蔓延，不至于酿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最后，也反映出我国信息管理机制协调不畅，纵向层层审批的程序影响NCP疫情信息公开及时性，横向的条块分离管理影响决策的效率性。这导致了早期疫情信息处理不及时不全面，延误运用互联网动员发挥预防作用的最佳时机。
二是新闻媒体失焦报道导致议点偏离，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不足。首先，互联网动员对于地方政府工作效能和领导干部应急管理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政策制定、实施情况、领导干部个人言行等都在互联网“聚光灯”下，成为舆论风险隐患。部分领导干部不当言行易被媒体通过互联网放大，在短时间内同类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积聚强大的舆论势能，引发连锁效应，损害政府公信力。比如关于“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相关信息报道超2万条，在微博、微信等众多社交平台上转载，引发大众对于政府官员的质疑心理。同时，造成媒体和大众对于全心奋战一线的防控人员关注失焦，加剧了防控一线干部为获取民众信任的工作难度。其次，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吸流量，运用心理战术诱导舆论走向。比如部分媒体平台运用大众恐慌和质疑心理，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有防控专家在疫情早期罔顾疫情抢发论文”“论文信息与疫情通报信息不一致”的质疑声，发动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和辨别能力的大众，将矛头直指科研人员。最后，互联网动员下媒體报道的多样化带来信息相互矛盾，引发更深层次舆情反应。比如武汉制定“应收尽收”的政策尽管提升了公众信任，但是在医疗资源紧缺情况下，线上求助声不绝，与官方宣传的收治情况产生出入，引发公众质疑。
三是信息管理手段缺乏，与国外媒体合作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针对负面报道、谣言等信息，主要管理措施立足于控制。采用删帖和断网等强制手段来封锁信息，引发猜疑，不利于信任机制建立。比如从“造谣者”变“吹哨人”的医生李文亮，造成民众对于政府形象的失望，使得政府话语权被动、公信力受创。再比如因人民网报道引发双黄连口服液哄抢事件，可见，在互联网动员下针对权威媒体和机构信息管理的手段缺乏，也未建立起及时回应与辟谣机制。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和媒体对国外媒体的影响力不够，合作机制有待加强。在国内疫情态势逐渐趋向平稳时，国外NPC疫情瞬时大爆发，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出现超级传播者。NCP疫情已经在五大洲蔓延开来，意大利、伊朗等国确诊人数相继破万，国外确诊患者数量已超过国内，预防海外输入已成为国内NCP疫情防控的新焦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次疫情中，我国身先士卒的防控未能引起国际社会和媒体的广泛重视，造成病毒全球肆虐。可见，在政策体制不同的背景下，我国国际发声的方式多样化不够，与国外媒体合作不深入，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四是互联网动员的信息主管机构尚未明确。此次NCP疫情爆发时，应急管理部成立不久，主要负责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政法委主要负责。同时，国防动员领域正处于改革中，机构设置在动态调整中，运行机制尚未理顺。在实践中，国防动员预案或者应急管理预案均未将互联网动员作为重要的应急手段，缺少相应的信息管理规范和要求。整体上看，处于转型调整中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在NCP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有限。
三、互联网动员下的信息管理建议
整体上看，在应对此次NCP疫情中，暴露出互联网动员中存在的诸多信息管理问题。政府和各界要重视互联网动员的“双刃剑”作用，要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化解冲突和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治理、传递弱者声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抑制其制造并推动矛盾升级的消极影响。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提升网络高速传播背景下信息管理与应对能力。
一是加强顶层规划，完善信息管理相关政策法规。以《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为依据，在“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下，不断完善各级预案针对互联网动员的信息管理要求。具体明确及时准确公布信息的内容、程序、方式、时限等，并针对缓报、漏报、瞒报、谎报建立奖惩机制。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可操作性。其中，尤其着力完善针对公共危机事件初期及时准确采集信息的相关法规制度。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风险源头研判，强化内生性的超强度、超大规模危机的风险预估。
二是厘清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权力下放。一方面，要更加明确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的主管部门，建立有效的横向沟通机制。厘清各部门职责，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促进横向沟通，避免信息相互割裂，推动实现信息对流、共享，提升决策支持信息的完整性，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效率与决策质量。另一方面，要理顺纵向信息畅通机制，放宽基层政府发现和应对危机时的决策权力。即便《突发事件应对法》总则中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但“越级上报”也仅限于原则性规定，未设立相关的奖惩机制，并没有实质改变现有体制下通过行政体系内部逐级申报的方式。要在实践中推动中央和省级政府把信息公开的权力逐步向基层下放，推动基层主动把控最佳应对时机，因地因时制定应对措施，提升危机应对中信息精细化管理程度，提高突发事件响应效率。
三是合理保障网络表达权，提升社会信息运用效率。要从制度上尊重和保障网络表达权，政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合理引导和限制。在互联网动员中信息管理要重视社会信息的采集、利用与互动。突出信息需求，及时发出权威声音，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式、全透明地展现社会和政府信息，及时传递政府行动和态度。突出解疑释惑，直击社会关切点，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突出政民互动，充分汇聚民情民智，形成反映问题、收集信息、解释疏导、转办交办、反馈磋商的“闭环”管理机制，注重有效疏导负面情绪，树立政府诚信形象。
四是加强舆情技术监控，开展国内外多方合作。一方面，针对互联网动员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动员，具备传播途径多样、宣传形式灵活、通信技术变化快、用户连接隐蔽等特点，传统的舆情监测技术捉襟见肘，要综合运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采用网络内容分级和过滤技术、追踪溯源打击技术、监听技术、防火墙与访问控制技术、身份识别与鉴别技术、内容侦察与侦察控制技术等多样化手段加强监控。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公共性事务相互连接的今天，互联网动员的跨国性不可忽视。进行互联网动员信息管理，既要吸纳国内多元主体的参与，加强非政府组织、网络运营商、自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合作互动，形成与互联网动员特点相一致的扁平化、多元化、网络化管理模式，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治理成本。
五是加强回应机制和辟谣机制建设。互联网动员中舆论走向受到媒体报道的牵引，官方媒体平台发布不当内容、媒体对政策解读不到位、部分自媒体为吸引流量进行选择性报道、话语体系差异等影响下，可能引发舆论偏焦、网络围观。尤其谣言容易在社会化媒体中加剧传播范围和速度，产生消极连锁反应。一方面，互联网动员信息管理中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回应机制。综合采用当事人回复、有关部门官方正式发言、网友身份披露等方式回应。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辟谣机制建设。针对网络媒介“零时滞”的谣言传播速度，要拓宽辟谣渠道，除运用政府网站和传统媒体的权威声音外，综合利用政府微博、公眾号以及与其它自媒体合作的方式。同时，创新辟谣形式，由传统的公文回复向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专家发言、网络意见领袖引导等形式扩展，推动实现高时效、多渠道、全方位辟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一、互联网动员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动员的作用机制实质上是围绕某项议题的产生、传播、交汇、影响现实的过程。首先，议题直接来源于经济社会中产生的矛盾和热点，目的在于引发公众关注和议论。第二，个人或者某媒体的意见在网络上自由公开地传播。第三，网民意见在网络上汇集交锋，通过判断相似、价值趋同、情感共振、目标趋同等推动，形成意见领袖，较大程度上引导舆论走向。最后，多数人的意见成为具备一定权威性的社会公认舆论，进而影响现实生活中公众、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互联网动员实现了从现实矛盾问题到网络意见争锋，再通过网络舆论反作用于现实的闭环机制。相对于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体自上而下展开的具有强制性的传统社会动员模式，有学者根据发起动机差别，将互联网动员归纳为热点型动员、正义型动员和专业型动员三种模式。
互联网动员具备参与各方同质性、能够短时间内获取大规模社会认同、动员程度更高、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特点。但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意见交汇的不可控性等因素，使互联网动员的目标并不像现实社会动员那样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这对政府信息管理与舆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新挑战。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NCP）疫情危机中，互联网动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展现出在互联网动员中存在的信息管理隐患。
二、互联网动员的信息管理问题
互联网动员在NCP疫情危机中发动了空前的力量，对于打赢疫情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人民在线“众云大脑”所生成的全国新闻舆论热度图可以看出，与“疫情”有关的信息逾千万条，媒体报道量超百万条，主要集中在湖北、山东、四川、北京、广东等地区。在武汉“封城”以后，确诊和疑似患者数据公开以及各地陆续推出患者轨迹信息追踪，对疫情地区进行物资支持、救助信息发布、疫情防控政策共享、及时进行疫情辟谣、发现和收集防疫不利线索等等，让群众心中对于NCP疫情更为了解，能够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但是，回顾此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到危及全国、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的NCP疫情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因疫情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客观、不全面，造成防控机制失序，贻误了运用互联网动员抑制疫情快速传播的黄金时期。
一是信息管理失序，未在早期及时发挥互联网动员的预防作用。首先，不明病毒致病信息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早期“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的报道降低了群众的警惕，两会、万家宴等照常举行。而病毒传播不会因为信息被阻滞、被扭曲而停住脚步。其次，基层对运用互联网动员进行信息公开的作用认识有偏差。NCP疫情在前期失控深层次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信息公开工作不及时、不全面、不客观的问题。对负面信息和突发事件一贯采取压制，与“公开越多越容易出差错”“维稳压倒一切”的错误思想意识有关。政府若在早期及时、全面、客观、真实报告和通报NCP疫情信息，采取正确的决策和应对措施，运用网络对信息的高速传播优势应对疫情危机，很可能抑制疫情失控蔓延，不至于酿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最后，也反映出我国信息管理机制协调不畅，纵向层层审批的程序影响NCP疫情信息公开及时性，横向的条块分离管理影响决策的效率性。这导致了早期疫情信息处理不及时不全面，延误运用互联网动员发挥预防作用的最佳时机。
二是新闻媒体失焦报道导致议点偏离，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不足。首先，互联网动员对于地方政府工作效能和领导干部应急管理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政策制定、实施情况、领导干部个人言行等都在互联网“聚光灯”下，成为舆论风险隐患。部分领导干部不当言行易被媒体通过互联网放大，在短时间内同类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积聚强大的舆论势能，引发连锁效应，损害政府公信力。比如关于“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相关信息报道超2万条，在微博、微信等众多社交平台上转载，引发大众对于政府官员的质疑心理。同时，造成媒体和大众对于全心奋战一线的防控人员关注失焦，加剧了防控一线干部为获取民众信任的工作难度。其次，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吸流量，运用心理战术诱导舆论走向。比如部分媒体平台运用大众恐慌和质疑心理，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有防控专家在疫情早期罔顾疫情抢发论文”“论文信息与疫情通报信息不一致”的质疑声，发动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和辨别能力的大众，将矛头直指科研人员。最后，互联网动员下媒體报道的多样化带来信息相互矛盾，引发更深层次舆情反应。比如武汉制定“应收尽收”的政策尽管提升了公众信任，但是在医疗资源紧缺情况下，线上求助声不绝，与官方宣传的收治情况产生出入，引发公众质疑。
三是信息管理手段缺乏，与国外媒体合作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针对负面报道、谣言等信息，主要管理措施立足于控制。采用删帖和断网等强制手段来封锁信息，引发猜疑，不利于信任机制建立。比如从“造谣者”变“吹哨人”的医生李文亮，造成民众对于政府形象的失望，使得政府话语权被动、公信力受创。再比如因人民网报道引发双黄连口服液哄抢事件，可见，在互联网动员下针对权威媒体和机构信息管理的手段缺乏，也未建立起及时回应与辟谣机制。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和媒体对国外媒体的影响力不够，合作机制有待加强。在国内疫情态势逐渐趋向平稳时，国外NPC疫情瞬时大爆发，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出现超级传播者。NCP疫情已经在五大洲蔓延开来，意大利、伊朗等国确诊人数相继破万，国外确诊患者数量已超过国内，预防海外输入已成为国内NCP疫情防控的新焦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次疫情中，我国身先士卒的防控未能引起国际社会和媒体的广泛重视，造成病毒全球肆虐。可见，在政策体制不同的背景下，我国国际发声的方式多样化不够，与国外媒体合作不深入，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四是互联网动员的信息主管机构尚未明确。此次NCP疫情爆发时，应急管理部成立不久，主要负责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政法委主要负责。同时，国防动员领域正处于改革中，机构设置在动态调整中，运行机制尚未理顺。在实践中，国防动员预案或者应急管理预案均未将互联网动员作为重要的应急手段，缺少相应的信息管理规范和要求。整体上看，处于转型调整中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在NCP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有限。
三、互联网动员下的信息管理建议
整体上看，在应对此次NCP疫情中，暴露出互联网动员中存在的诸多信息管理问题。政府和各界要重视互联网动员的“双刃剑”作用，要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化解冲突和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治理、传递弱者声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抑制其制造并推动矛盾升级的消极影响。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提升网络高速传播背景下信息管理与应对能力。
一是加强顶层规划，完善信息管理相关政策法规。以《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为依据，在“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下，不断完善各级预案针对互联网动员的信息管理要求。具体明确及时准确公布信息的内容、程序、方式、时限等，并针对缓报、漏报、瞒报、谎报建立奖惩机制。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可操作性。其中，尤其着力完善针对公共危机事件初期及时准确采集信息的相关法规制度。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风险源头研判，强化内生性的超强度、超大规模危机的风险预估。
二是厘清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权力下放。一方面，要更加明确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的主管部门，建立有效的横向沟通机制。厘清各部门职责，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促进横向沟通，避免信息相互割裂，推动实现信息对流、共享，提升决策支持信息的完整性，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效率与决策质量。另一方面，要理顺纵向信息畅通机制，放宽基层政府发现和应对危机时的决策权力。即便《突发事件应对法》总则中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但“越级上报”也仅限于原则性规定，未设立相关的奖惩机制，并没有实质改变现有体制下通过行政体系内部逐级申报的方式。要在实践中推动中央和省级政府把信息公开的权力逐步向基层下放，推动基层主动把控最佳应对时机，因地因时制定应对措施，提升危机应对中信息精细化管理程度，提高突发事件响应效率。
三是合理保障网络表达权，提升社会信息运用效率。要从制度上尊重和保障网络表达权，政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合理引导和限制。在互联网动员中信息管理要重视社会信息的采集、利用与互动。突出信息需求，及时发出权威声音，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式、全透明地展现社会和政府信息，及时传递政府行动和态度。突出解疑释惑，直击社会关切点，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突出政民互动，充分汇聚民情民智，形成反映问题、收集信息、解释疏导、转办交办、反馈磋商的“闭环”管理机制，注重有效疏导负面情绪，树立政府诚信形象。
四是加强舆情技术监控，开展国内外多方合作。一方面，针对互联网动员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动员，具备传播途径多样、宣传形式灵活、通信技术变化快、用户连接隐蔽等特点，传统的舆情监测技术捉襟见肘，要综合运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采用网络内容分级和过滤技术、追踪溯源打击技术、监听技术、防火墙与访问控制技术、身份识别与鉴别技术、内容侦察与侦察控制技术等多样化手段加强监控。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公共性事务相互连接的今天，互联网动员的跨国性不可忽视。进行互联网动员信息管理，既要吸纳国内多元主体的参与，加强非政府组织、网络运营商、自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合作互动，形成与互联网动员特点相一致的扁平化、多元化、网络化管理模式，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治理成本。
五是加强回应机制和辟谣机制建设。互联网动员中舆论走向受到媒体报道的牵引，官方媒体平台发布不当内容、媒体对政策解读不到位、部分自媒体为吸引流量进行选择性报道、话语体系差异等影响下，可能引发舆论偏焦、网络围观。尤其谣言容易在社会化媒体中加剧传播范围和速度，产生消极连锁反应。一方面，互联网动员信息管理中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回应机制。综合采用当事人回复、有关部门官方正式发言、网友身份披露等方式回应。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辟谣机制建设。针对网络媒介“零时滞”的谣言传播速度，要拓宽辟谣渠道，除运用政府网站和传统媒体的权威声音外，综合利用政府微博、公眾号以及与其它自媒体合作的方式。同时，创新辟谣形式，由传统的公文回复向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专家发言、网络意见领袖引导等形式扩展，推动实现高时效、多渠道、全方位辟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