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接到鲁院同学郭晓琦的微信，告之今年是《飞天》杂志创刊七十周年，嘱我写篇纪念性的文字。一刹那，我被“七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给定住了。记得有个电视节目叫历史上的今天，往七十年之前追溯，那一年，父亲两岁，承祧给祖父当嗣子。这无疑为祖父一脉的延续与新生。对一本与父亲同时代诞生的文学刊物，在我的内心除了增添情感的砝码之外，更多是尊重、敬畏和仰视。
　　 我可能算不上《飞天》杂志的常客，十年来发表过四个小说。两个中篇：《有花出售》和《假唇》，两个短篇：《酒干倘卖无》和《敲钟者》。这对于创作量本就拮据的我来说，已经不少了。最先发表在《飞天》上的是《酒干倘卖无》，发表于2011年第12期，后来被《中华文学选刊》2012年第2期转载。这个小说是我在鲁院学习期间创作的，那是段美好的时光，留给我的是消磨不掉的愉悦和温馨，是永恒的不可复制的记忆。那时，我从事小说创作十来年了，转载的小说并不多，《酒干倘卖无》的转载对我是种莫大的鼓励。在鲁院，目睹身边的同学取得的丰硕的创作成绩，除了暗自惭愧之外，也想努把力，趕一赶，幻想着将与同学之间的差距缩小一点。这大概是我当时闭门不出的主要原因。
　　 2016年，《飞天》杂志在评选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时，将这一奖项给予了《酒干倘卖无》。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内心的感动无法言说，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塑形一个基层作者坚持创作的信心，可谓用心良苦。这是对我最具力量的激励和鞭策。
　　 2013年，《飞天》在第9期头条刊发了拙作《有花出售》，《作品与争鸣》在当年第11期转发了该小说。后来，《飞天》杂志推荐了这个小说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虽然名落孙山，但《飞天》杂志不遗余力推介普通作者的作品，由此可见一斑。2015年，我以该小说的标题为书名，出版了小说集《有花出售》。另外两个小说，《假唇》发表于2016年第11期，《敲钟者》则是2018年第4期。
　　 审视这四个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以江南小县城生活为背景的，这构成了我创作上一根清晰的主线。我的创作属于两轮驱动式的，一只轮子围绕乡村而转动，另一只轮子则是以小县城为中心。我在乡村和小县城之间往返，乐此不疲。这四个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些还能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如果是我的邻居们阅读我的小说，他们很难将其中某个人物同身边活生生的人画上等号。那些原型被我着妆打扮后已经面目全非，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不可相认。他们像是某个人，又不是某个人。我也很担心与我同城的人们能够认出他们，对号入座;如果真有类似情况发生，毫无疑问，那是我的失败，我会因此非常沮丧。这种事情还真发生过一次，2006年，我创作过一部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确有原型，虽然被我乔装打扮过，但还是被他认出来了。他甚至托人从上海买回来一本刊物，认真阅读后来找过我。创作之前，我只是道听途说过他的故事，他见到我后给我讲述了一段我尚不知晓的情节。他讲述的时候很冷静、很客观，好像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我很吃惊，如果早一点知道，那部小说可能会写得更完美一些。这个插曲提醒了我，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应该抱点幻想的，而创作不能完全依赖想象，生活中毕竟有着太多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在见到我之前，他已经走出了当年那件事情的影响，他的生活同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一样，处在平静而平庸的俗世幸福之中，再无波澜。对底层的人们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平安而富足，还要企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我在小县城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人们的习性。小县城就像一个封闭的村庄，四周被高墙围困。人们之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而又微妙，无法把握。若是有矛盾、罅隙，不到图穷绝不见匕首。很多事情都是背后完成的，等到摆到桌面上，其实早就木已成舟。两个陌生人在街头遇见，聊不到三句话，彼此的距离就会走近一大截。因为有个第三者，要么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或者老乡、或者战友、或者同事、或者同学、或者亲戚。如果不是特别厉害的冲突，都有可能被第三者调停，最终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双方各退一步，相互妥协、谅解，达成人际关系上的某种平衡。正因天地的窄小，彼此有太多共同的地方，有太多共同的诉求。其中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向往和追逐。发表在《飞天》上的几个小说，其中就有这种人物，他们无论出走、逃离，还是奔向新生活，都是冲着外部世界而去的。外部世界是光亮，他们像飞蛾，一次次朝光亮义无反顾地扑去。《有花出售》中受尽虐待而杀死丈夫逃往南方的“谢青”，及特殊年月不得不离开古城的传奇女人“雪后梅”，她们身上都携带有这种光亮的动能，在悲剧的凄楚中焕发抗争的力量。
　　 当毫无意义的庸常日复一日、无限重复、执拗而又亘久时，生活变成一种惩罚。没有终点的受刑，大多数人选择了默默承受，他们是此种意义上的英雄。另有一些精神流浪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安放肉身，而是执着于寻找安放灵魂的所在。尽管这些人是小众、极少数，却是小县城里最显赫的精神贵族。我啰嗦这些的原因，在于《飞天》接纳了这些小人物，这些良善、卑微、孤独而又带着光芒的灵魂。很显然，我是其中一个，早已化身于自己的小说中。我不想让人看出来，所以总是躲藏在某个人物的背后。
　　 我重申我啰嗦这些的原因，是为了向您例证《飞天》的包容。《飞天》是西部文学的集结地，同时又放眼整个文坛，自有一种开放、开阔的胸襟和气度。
　　 我同《飞天》的结缘，如果具体到人，是同其编辑郭晓琦的交往开始的。放到大里说，还是因为文学。2011年上半年，我在鲁院高研班学习，刚巧与郭晓琦同一期。他是诗人，一个率真的人，一个真挚的朋友。文学创作之初，我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后来是因为觉得自己写不好，才转向了小说。郭晓琦是我喜欢的诗人，比如说他的《在半山坡遇见一个罗锅老人》——
　　 很难想象，一个背着一座山的人
　　 是怎样
　　 爬上另外一座山的——
　　 又比如说，他的《打磨一把铡刀》——
　　 我弯腰。十年时间里，我弯着腰
　　 打磨一把呆笨的铡刀
　　 一把退出生活的铡刀
　　 我用一块青石板，一桶黄河水
　　 对付那些堆得越来越坚硬的铁锈——
　　 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的那些所谓诗作在他跟前根本不敢拿出来。我个人可能偏好这种散发巨力的诗歌，但在鲁院，包括现在，都没有向他表示过这种喜欢。写这篇文字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离开鲁院后，我将《酒干倘卖无》投给了他，有可能当时他是负责编辑诗歌，故将拙作转给了另一个编辑赵剑云。赵剑云是鲁8的，是师姐，年龄比我小，我有时会在微信中称她为小师姐。我开玩笑说，这得感谢鲁院，为我们这些后来上鲁院的大男人培养了这么多小师姐。她回复了一个笑脸的表情，看得出有些得意。我发表在《飞天》上的四个小说，责任编辑都是她。她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勤奋的小说家，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出版。说老实话，同这样的编辑打交道压力山大。在我倍感压力的同时，是他们在对我“催熟”，在催促我成长，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在我没完成这篇文字时，郭晓琦给我的微信发来了一张小女孩的图片，图片中的小女孩鬼灵精怪的。我回他一个表情，他回我一句话：没事，每天亲老哥一下。谁受得了这种撩拨？
　　 好像跑偏了，回到正题上吧。我要说出我的祝愿——祝愿《飞天》越办越红火，成就更多作者的文学“飞天梦”！
　　 谨向《飞天》的编辑老师们致敬！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