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生在风口浪尖行走，她个人命运的坎坷曲折足以构成叫人扼腕叹息的传奇。如她１９７９年复出时，亮相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一篇歌颂平凡劳动妇女的《杜晚香》。她风风火火，完全无视已近夕阳黄昏的生命事实，真是个闲不住的人。
　　 丁玲的不流俗在于：她放下了作家的“贵族”架子、“救世主”架子，以一颗平常心看待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以强者心态面对命运的挑战。这就使得她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看到光明，都能坚持理想和信念。否则她就不能捱过三十年代南京三年的囚禁；也不能捱过五十年代的被诬陷、被打倒；更不能捱过七十年代的被拘押。这样一颗不屈的灵魂，只要她呼吸尚存，就是对敌人的反抗，就是对反对者的蔑视。
　　 有人说：“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林贤治《左右说丁玲》）在我看来，还有另一层复杂性，即身为女性而要出头为强者。丁玲，一介才女，在正义和罪恶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她选择了正义；在光明和黑暗较量最残酷的时候，她选择了光明。
　　 她的一生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举动：扬言登报揭露舅舅包办婚姻丑闻而逼迫其解除自己的婚约；因看不惯某些早期共产党人男性的生活作风而离开培养青年妇女干部的摇篮——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险些与中国革命失之交臂；为了生存考取上海某家电影公司做演员终因不愿陷入这纯肉感污浊之境而不辞而别；因卑视男同事们的冷讽热嘲，公然与爱人“同居”以反抗之……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即指出：“早期的丁玲与早期的冰心却是完全不同的，丁玲与冰心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王蒙在１９９７年曾撰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如今七年过去了，张爱玲热依旧余温未尽，各种版本的选集、传记乃至盗版的作品充斥书摊，而丁玲依旧被冷落，丁玲的形象被模式化：早期，一个前卫、开放的莎菲；后期，一个食古不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