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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世界的目光
1927年12月、1929年8月先后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至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此际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都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轨道。面对甚嚣尘上的战争乌云，宋庆龄、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于1932年5月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三个月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这年年底，该委员会决定于次年秋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远东反战大会”），并派代表团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件。在商议远东反战大会召开地点时，有人提出“如果在东京有召开的可能，最好能在东京举行。但日本代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在日本举行这样一次大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在上海举行”。最后这次远东反战会议定于在上海召开。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接到世界反战委员会通知后，均表示欢迎。这年夏季，宋庆龄即为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开始奔波。
转眼迎来了1933年。这年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总部设在上海，于国内各重要城市设分会。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包括各分会） 的成立，重要任务之一是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的“政治犯”，或对迫害进步人士的不法者进行严惩为要旨。同盟成立后对国民党当局展开的第一次公开斗争，即是抗议枪杀刘煜生事件。
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以“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枪杀江苏镇江 《江声日报》 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并查封该报。此事发生后，各界人士顿起抗议，或集会、或宣讲，纷纷谴责此一罪恶行径，并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民权同盟更是责无旁贷地冲在了最前列。2月1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在上海华安饭店召开民权同盟临时中央执委会，决定发表中、英文宣言，以示抗议。接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关于刘煜生事件的宣言，宣言指出，“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而顾祝同竟滥用其权力，既非法拘禁刘煜生至5月之久。……进一步非法枪决刘煜生，并查封江声报馆，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证明顾祝同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为维护人权，对于顾祝同之军阀暴行，全国人民应共起而作坚决之抗争……”宋庆龄作了即席发言，主张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天，以示抗议。此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也曾试图歪曲刘煜生被杀真相，但当即遭到民权同盟严正驳斥。
此时中共已完全将宋庆龄引为同一战壕和阵营中的革命同志，这从这一年三、四月和五、六月间发生在宋庆龄身上的两件事上可以印证。
前一件事是当时廖承志被捕后获救回家不久，有一天，突然有人敲门。廖承志开门一看， 顿时喜出望外，原来是宋庆龄微笑着站在门口。
宋庆龄进屋后即悄声对廖承志说，她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当然明白“最高方面”是什么意思，他十分高兴，知道宋庆龄一定带来了什么指示：果然，宋庆龄转而严肃地说：“时间紧迫，我不能在这里多呆，我今天来是特地请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第二，把你知道的叛徒名单马上写下来让我带走。”
另一件事是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本根叛变，省委机关连遭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处境万分危险，这时，宋庆龄通过共产党人陈翰笙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秘密离沪脱险。
此时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进行正酣，人民遭受的灾难也愈烈，尤其是犹太人，更是遭到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迫害。宋庆龄和民权同盟又将自己的使命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她写下如下文字：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在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宋庆龄接着写道：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事实，这些事实一再登载在欧美报纸上。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反对德国法西斯对民众的迫害和虐杀。
此时，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成的以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首的反战代表团抵达上海，举行反战大会。鉴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大会组织筹备工作虽由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参与，具体则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其间由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合作，由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主持实际工作。大会举行前，决定了两项议程：一、（8月）8日下午二时在南京路冠生园茶座召集各团体代表進行动员；二、征求文化界人士签名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宣言。后者就是鲁迅等分别隶属“文总”“左联”“社联”“剧联”“影联”等团体的114人发表的 《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东北四省。侵凌内蒙华北，飞机大炮毒瓦斯时时在毁灭吾中国民众之生存。暴日既已在华取得优先地位，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战争之危机遂愈迫。世界反战会议此次特在上海召集，其意义即在于号召世界民众——尤其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及瓜分中国的战争，并同时派遣巴比塞代表团，极端表示拥护。当此反战会议即将于九月初开幕，各国代表团纷纷来沪之时，谨表示欢迎。
说是“启事”，其实就是一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反战、反侵略宣言。其间鲁迅还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 《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主持远东反战会议具体筹备团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民众只有自己努力，只有联合世界劳动者，才能够把中国从被瓜分的命运之中挽救出来。 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6月18日发出 《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 （亦称召开反帝非战大会“紧急通知”），它以文件向“各级党部”下达，并责成江苏省委完成欢迎国际代表和召开大会的任务。当时正是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重新恢复不久，主要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组织和执行，并且成立了专门机构，还出版特刊 《反战新闻》。《反战新闻》及时刊登了鲁迅、茅盾、田汉联合签署的 《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
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给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拍了贺电，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此前，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已经发出如下电文：
我们正在进行组织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红军的新的五次“围剿”时，得悉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在上海开幕，不胜雀跃！……近来一切事实证明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牺牲千百万和平人民的生命财产，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国家，加紧准备用战争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把全世界陷入恐怖悲惨的境地。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拥护之下，给这些血腥的强盗们以正当的处罚。大会将是世界的民众为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奋斗的领导与组织者。中国工农红军苦战六年得到伟大胜利。1930年以来，更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名的四次“围剿”。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阀二十师，缴枪十余万，这不仅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最光荣的一页，也正是我们献给大会最有礼貌的赠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具有更坚实的力量。他们与苏联红军兄弟们一样站在反帝的最前线，为大会的有力的后盾。谨此电闻，并祝大会成功！
可见远东反战会议不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召集的会议，它竭诚欢迎一切愿意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团体都派代表与会。因此，对于在上海召开这样的大会会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忌恨是必然的。他们明令不许国际代表上岸。
不寻常的“婚礼”
8月18日上午，当与会国际代表乘法国邮船“安特里本”号驶抵上海虹口港东畔招商局中栈码头时，码头上早已聚集着欢迎的人群和到处可见的横幅、红旗。第一个走上船迎接代表们的正是宋庆龄。代表们在下船乘车前往下榻的华懋饭店 （今和平饭店） 时，一路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此时英、法、日各帝国主义极力勾结国民党右派阻碍和禁止反战大会的召开，他们逮捕和迫害大会代表及其支持者，如北平代表在进行公开选举时突然被抓；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广东、广西等地代表都被当局或逮或阻，不能到会。上海处于“漩涡”中心，当然更无从幸免。史料记载，仅在8月18日至9月18日一个月中，上海就有近50名参加筹备反战大会的民众被捕。在国际代表到达上海前一天的8月17日，刘芝明因联络点被破坏遭逮捕；张凌青因曾列名欢迎巴比塞反战调查团启事便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5年；9月16日，楼适夷被绑架。当国际代表到达上海，离开码头后，巡捕还从欢迎人群中抓了十几人，后由公共租界非法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中国情况如此，世界其他各国亦相类似。此次抵沪的世界反战委员会委员、英国代表马莱在抵沪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集会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德国也有两名代表，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另一人被国社党侦知要参加反战大会而遭到拘捕。
在日本，也有许多同情反战会议的人士被捕下狱。为选举赴上海参加反战会议的代表，日本文艺家自由同盟上村进等80人在日谷公园东洋轩酒家开会，遭到警察阻挠。8月14日日本警察在上海环龙路 （今南昌路） 还逮捕了日方反战代表崛江及其夫人。为此，马莱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与同时抵沪的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赴日，旨在“冀彼邦能派代表莅会，共消世界风云”。
但他们得到的“礼遇”却是：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拒绝 （他们） 登陆，并备受日本侦探式的新闻记者之包围与监视，马莱每一举动与言语，他们都以电话告知日（本）当局”。马莱和马尔度当晚下榻在神户一家旅馆，日警对他们进行了“重点看护”，意在阻止日本工人代表与他们接触。为怕马莱他们生事，次日，日本政府即将他们遣返上海。
英国反战协会得知马莱他们此行日本的遭遇后，表示将向驻英日本大使提出抗议。而日本则称此次会议系“共产党会议”。对此，马莱声明，远东会议“实则并非共党会议，而为包括一切组织的会议，共产主义者包括在内”。
正是在舆论战呈胶着状的态势下，宋庆龄的话音响在了世界反战论坛上：“上海反战大会并不是按照什么政党的路线组织的。它欢迎一切愿意协助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出席。”为此，宋庆龄和国际代表向驻沪各国领事及国民党当局交涉开会地点，但均遭后者以涉嫌“共产党”而“予以拒绝”。
1933年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 的 《警务处报告》 记载：“本年8月间，有非战同盟会代表若干人，自欧洲抵沪，拟在沪召集亚洲非战同盟会……向本局、法租界、公董局及上海市政府陈请准其开会之时，均被拒绝。”
就在世界反战大会遇阻挠和进行反阻挠的相持战中，迎来了1933年9月30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上海应该记住这一天。
这一天，在沪东一幢不起眼的新建四层楼房里，有一对新人“结婚”。“新郎官”叫周文，左翼作家；“新娘”叫郑育之。“新娘”的“嫁妆”是两只樟木箱，于前一天運到这里。装在这两只樟木箱里的当然不会是“新娘”的新嫁衣，而是供与会代表们充饥的面包。这是郑育之以开同学会名义分别从几家食品店购买的。
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没有想到，这场精彩的“婚礼”居然就在他们眼鼻子底下秘密地“隆重开幕”了。是的，这场秘密“婚礼”，正是世界反战大会。
这里还应该提及国际代表抵沪后，鲁迅曾分别秘密拜会古久里和马莱的故事。拜访古久里是在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安排下成行的。伊罗生时任上海英文报 《大美晚报》 的编辑记者，与鲁迅时有联系。当时伊罗生就住在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内，他就安排在他寓所内让鲁迅与古久里愉快相见。而鲁迅应邀拜访马莱则是在后者下榻的华懋饭店 （今和平饭店）。那则著名的鲁迅乘电梯遭拒事件即发生于此。当时饭店里那个“以衣取人”的电梯工不让鲁迅进电梯，鲁迅无奈，只能走上七楼。两小时后，电梯工看到马莱谦恭地送鲁迅到电梯口时，不由大吃一惊，在用电梯送鲁迅下楼时，都不敢正视鲁迅一眼。此事也让鲁迅颇有感触，后来他曾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谈起过这次遭遇。 回过来且说在当时与国民党当局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几经较量中，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宋庆龄他们意识到时间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前者的目的不是想阻挠反战会议召开吗，好，那就让你们“如愿”。于是将计就计，宋庆龄他们故意在报上刊登“已接巴黎总部训令，代表决定本周离沪”各界反战会放弃在沪开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宋庆龄与中共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有关这次会议的举行地点，曾有三种说法。一为冯雪峰在 《关于国际反战大会》 记载，在沪东大连湾路所租的一幢房子内。二是1933年10月5日《申报》所载：“曾在照空和尚家开秘密会。”“新声社记者，曾于反战会代表团离沪之前，向之询问上次秘密会开会地点，是否大西路奥籍和尚林肯氏 （法号照空） 之住宅，据英代表哈密尔登氏答称，‘渠不能否认之’”。第三见于1986年第11期 《瞭望》 中 《八旬老人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 提到的系在“上海霍山路一栋楼里”。我在三个说法中，比较认同冯雪峰的回忆。因为 《申报》 记载时事有时为了抢新闻，往往将没有确认的事情刊登；而黄霖当年尽管担任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特任命他为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但事隔半个多世纪，晚年时的回忆难免有误；相对而言，冯雪峰一贯与文字打交道，下笔谨慎应该在黄霖和 《申报》 之上。
“新娘”郑育之是周文的妻子，当时负责开关后门。代表敲门时有暗号，先松三下，再紧三下，暗号对住了，郑便开门将代表迎进。会场外还秘密安排放哨员，毕竟有这么多人进入， 即使有“婚礼”作掩护，也难免招摇。为尽量少惹人注意，不少代表提前一两天午夜即开始陆续到达，晚上则席地而睡。当时的行动是充满危险的。就以宋庆龄来说，她住的莫利哀路 （今香山路） 四周布有国民党密探和特务，出门必有人监视、盯梢。为此，中共地下党特地安排“地下交通”梁文若接应她，帮助她甩掉“尾巴”。等到她匆忙赶到会场，已经是30日凌晨了。
会场的“硬件”极其简陋，20年以后，宋庆龄回忆起这次世界反战会议情况时，还记忆犹新：“由于我们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哪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时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
当时冯雪峰感到较为棘手的是如何将下榻在华懋饭店的国际代表秘密送进会场。一来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目标较大，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二来在婚礼上出现诸多洋人也会惹人怀疑。为此他特地找了社会关系较多的夏衍。夏衍果然有办法，他马上想到了剧作家、明星电影公司编导洪深。洪深既是“左联”成员，又很讲义气、有胆量，加之还会英语，便于和外国代表直接交谈。之后洪深即动用了一辆车门漆着明星公司商标、专门接送电影明星的汽车，将马莱、古久里、马尔度等代表秘密送到国际反战会议会场。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危境下，一个“世界会议”热烈、隆重、庄严地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总主席为马莱，执行主席宋庆龄；主席团成员除马莱、宋庆龄，还有古久里、马尔度、波比、苏区代表、东北代表等共九人。并推选毛泽东、朱德、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吉德、巴比塞 （法国）、德莱塞 （美国）、高尔基、伏鲁希罗夫 （苏联）、鲁迅等为大会名誉主席。马莱在会议上先作报告，叙述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屠杀人民和革命领袖，引起与会代表共鸣。
这样的会议本应该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公开昭示；它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大而堂皇的“世界性”会议和舞台，但现在这一切都被野蛮地剥夺了。为此宋庆龄在报告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这就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危险局势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样的战争危险同样笼罩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头上。
请听宋庆龄在报告中发出的如下呼吁：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此番国际代表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也亲眼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和平事业的扼杀。马尔度为此写了《声讨国民党》 一文，文章指出：“在参加反战代表团动身来华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我等到远东的考察会遇着许多困难。”但是，“自从最初我们与中国政治情形直接接触以来，这个幻想便消灭了。”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来估量国民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看大批的同情反战会议的 （人） 被捕就可知”。马莱回国以后，就中国人和在中国的外国人被捕向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提出抗议，迫使国民党外交部不得不行文作出回应。尽管其中不乏有敷衍的成分，但前者的声音必须发出，无论强弱如何，国民党当局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
鲁迅后来也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提到这次反战大会，“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以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
世界对中国有了了解
应该讲述一下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得知“国际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后的反应了。
远东反战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是通过伊罗生发表在 《大美晚报》 上的报道知道的。接着《申报》 《中国论坛》 等报也详细刊登了此次会议召开情况、通电、宣言、决议等各项会议文件。看到组织得如此完备的一个“国际性”会议，居然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召开，真是气得干瞪眼，继而互相指责埋怨。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无奈的发泄。发泄过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迅速严查此事，赶紧抓人，抓捕所有帮助召开此次会议的人！
然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他们越是这样，越是让与会的各国代表认识到召开此次会议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说：“中国政府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这种罪恶的遁辞！”因为“反战代表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但国民党政府却正以全力与帝国主义合作，制止阻挠反战代表团的任务”。于是，马尔度大声道出，“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事实告诉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工人。我自己也要返国后在比国工人之中以及我所属的第二国际之中专力于这个工作。”
法国代表古久里甚至等不及回国，在“遠东反战会议”的闭幕词中就道出自己的心声：“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并以各种方法，文字报纸，群众鼓动，议会辩论等等，推广他们的反战，反法西斯……”。
此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的胜利召开，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在中国国内激起的反响同样强烈。这不，会议结束，就有不少“国统区”民众募捐买来鲜花欢送代表。苏区红军代表专门发了会议专辑，刊登在苏区中央机关报 《红色中华》上，给予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从而更激发了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昂扬斗志。
也是通过这样的宣传和介绍，全世界对中国有了了解，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了认识，从而增进了世界各界人士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理解，进而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也正是宋庆龄亲自筹备和领导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正是在这样的基点和意义上，充分显示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巨大贡献和非凡的号召力及人格魅力。
这年岁末，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伟人民意测验，选举结果：宋庆龄被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第一名。对此，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半点喜悦，也许在她看来，这对她本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应该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中国民众多做工作，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多做工作。
（选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1期）
1927年12月、1929年8月先后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至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此际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都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轨道。面对甚嚣尘上的战争乌云，宋庆龄、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于1932年5月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三个月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这年年底，该委员会决定于次年秋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远东反战大会”），并派代表团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件。在商议远东反战大会召开地点时，有人提出“如果在东京有召开的可能，最好能在东京举行。但日本代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在日本举行这样一次大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在上海举行”。最后这次远东反战会议定于在上海召开。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接到世界反战委员会通知后，均表示欢迎。这年夏季，宋庆龄即为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开始奔波。
转眼迎来了1933年。这年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总部设在上海，于国内各重要城市设分会。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包括各分会） 的成立，重要任务之一是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的“政治犯”，或对迫害进步人士的不法者进行严惩为要旨。同盟成立后对国民党当局展开的第一次公开斗争，即是抗议枪杀刘煜生事件。
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以“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枪杀江苏镇江 《江声日报》 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并查封该报。此事发生后，各界人士顿起抗议，或集会、或宣讲，纷纷谴责此一罪恶行径，并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民权同盟更是责无旁贷地冲在了最前列。2月1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在上海华安饭店召开民权同盟临时中央执委会，决定发表中、英文宣言，以示抗议。接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关于刘煜生事件的宣言，宣言指出，“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而顾祝同竟滥用其权力，既非法拘禁刘煜生至5月之久。……进一步非法枪决刘煜生，并查封江声报馆，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证明顾祝同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为维护人权，对于顾祝同之军阀暴行，全国人民应共起而作坚决之抗争……”宋庆龄作了即席发言，主张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天，以示抗议。此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也曾试图歪曲刘煜生被杀真相，但当即遭到民权同盟严正驳斥。
此时中共已完全将宋庆龄引为同一战壕和阵营中的革命同志，这从这一年三、四月和五、六月间发生在宋庆龄身上的两件事上可以印证。
前一件事是当时廖承志被捕后获救回家不久，有一天，突然有人敲门。廖承志开门一看， 顿时喜出望外，原来是宋庆龄微笑着站在门口。
宋庆龄进屋后即悄声对廖承志说，她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当然明白“最高方面”是什么意思，他十分高兴，知道宋庆龄一定带来了什么指示：果然，宋庆龄转而严肃地说：“时间紧迫，我不能在这里多呆，我今天来是特地请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第二，把你知道的叛徒名单马上写下来让我带走。”
另一件事是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本根叛变，省委机关连遭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处境万分危险，这时，宋庆龄通过共产党人陈翰笙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秘密离沪脱险。
此时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进行正酣，人民遭受的灾难也愈烈，尤其是犹太人，更是遭到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迫害。宋庆龄和民权同盟又将自己的使命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她写下如下文字：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在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宋庆龄接着写道：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事实，这些事实一再登载在欧美报纸上。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反对德国法西斯对民众的迫害和虐杀。
此时，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成的以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首的反战代表团抵达上海，举行反战大会。鉴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大会组织筹备工作虽由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参与，具体则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其间由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合作，由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主持实际工作。大会举行前，决定了两项议程：一、（8月）8日下午二时在南京路冠生园茶座召集各团体代表進行动员；二、征求文化界人士签名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宣言。后者就是鲁迅等分别隶属“文总”“左联”“社联”“剧联”“影联”等团体的114人发表的 《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东北四省。侵凌内蒙华北，飞机大炮毒瓦斯时时在毁灭吾中国民众之生存。暴日既已在华取得优先地位，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战争之危机遂愈迫。世界反战会议此次特在上海召集，其意义即在于号召世界民众——尤其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及瓜分中国的战争，并同时派遣巴比塞代表团，极端表示拥护。当此反战会议即将于九月初开幕，各国代表团纷纷来沪之时，谨表示欢迎。
说是“启事”，其实就是一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反战、反侵略宣言。其间鲁迅还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 《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主持远东反战会议具体筹备团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民众只有自己努力，只有联合世界劳动者，才能够把中国从被瓜分的命运之中挽救出来。 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6月18日发出 《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 （亦称召开反帝非战大会“紧急通知”），它以文件向“各级党部”下达，并责成江苏省委完成欢迎国际代表和召开大会的任务。当时正是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重新恢复不久，主要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组织和执行，并且成立了专门机构，还出版特刊 《反战新闻》。《反战新闻》及时刊登了鲁迅、茅盾、田汉联合签署的 《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
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给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拍了贺电，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此前，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已经发出如下电文：
我们正在进行组织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红军的新的五次“围剿”时，得悉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在上海开幕，不胜雀跃！……近来一切事实证明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牺牲千百万和平人民的生命财产，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国家，加紧准备用战争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把全世界陷入恐怖悲惨的境地。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拥护之下，给这些血腥的强盗们以正当的处罚。大会将是世界的民众为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奋斗的领导与组织者。中国工农红军苦战六年得到伟大胜利。1930年以来，更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名的四次“围剿”。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阀二十师，缴枪十余万，这不仅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最光荣的一页，也正是我们献给大会最有礼貌的赠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具有更坚实的力量。他们与苏联红军兄弟们一样站在反帝的最前线，为大会的有力的后盾。谨此电闻，并祝大会成功！
可见远东反战会议不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召集的会议，它竭诚欢迎一切愿意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团体都派代表与会。因此，对于在上海召开这样的大会会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忌恨是必然的。他们明令不许国际代表上岸。
不寻常的“婚礼”
8月18日上午，当与会国际代表乘法国邮船“安特里本”号驶抵上海虹口港东畔招商局中栈码头时，码头上早已聚集着欢迎的人群和到处可见的横幅、红旗。第一个走上船迎接代表们的正是宋庆龄。代表们在下船乘车前往下榻的华懋饭店 （今和平饭店） 时，一路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此时英、法、日各帝国主义极力勾结国民党右派阻碍和禁止反战大会的召开，他们逮捕和迫害大会代表及其支持者，如北平代表在进行公开选举时突然被抓；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广东、广西等地代表都被当局或逮或阻，不能到会。上海处于“漩涡”中心，当然更无从幸免。史料记载，仅在8月18日至9月18日一个月中，上海就有近50名参加筹备反战大会的民众被捕。在国际代表到达上海前一天的8月17日，刘芝明因联络点被破坏遭逮捕；张凌青因曾列名欢迎巴比塞反战调查团启事便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5年；9月16日，楼适夷被绑架。当国际代表到达上海，离开码头后，巡捕还从欢迎人群中抓了十几人，后由公共租界非法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中国情况如此，世界其他各国亦相类似。此次抵沪的世界反战委员会委员、英国代表马莱在抵沪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集会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德国也有两名代表，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另一人被国社党侦知要参加反战大会而遭到拘捕。
在日本，也有许多同情反战会议的人士被捕下狱。为选举赴上海参加反战会议的代表，日本文艺家自由同盟上村进等80人在日谷公园东洋轩酒家开会，遭到警察阻挠。8月14日日本警察在上海环龙路 （今南昌路） 还逮捕了日方反战代表崛江及其夫人。为此，马莱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与同时抵沪的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赴日，旨在“冀彼邦能派代表莅会，共消世界风云”。
但他们得到的“礼遇”却是：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拒绝 （他们） 登陆，并备受日本侦探式的新闻记者之包围与监视，马莱每一举动与言语，他们都以电话告知日（本）当局”。马莱和马尔度当晚下榻在神户一家旅馆，日警对他们进行了“重点看护”，意在阻止日本工人代表与他们接触。为怕马莱他们生事，次日，日本政府即将他们遣返上海。
英国反战协会得知马莱他们此行日本的遭遇后，表示将向驻英日本大使提出抗议。而日本则称此次会议系“共产党会议”。对此，马莱声明，远东会议“实则并非共党会议，而为包括一切组织的会议，共产主义者包括在内”。
正是在舆论战呈胶着状的态势下，宋庆龄的话音响在了世界反战论坛上：“上海反战大会并不是按照什么政党的路线组织的。它欢迎一切愿意协助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出席。”为此，宋庆龄和国际代表向驻沪各国领事及国民党当局交涉开会地点，但均遭后者以涉嫌“共产党”而“予以拒绝”。
1933年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 的 《警务处报告》 记载：“本年8月间，有非战同盟会代表若干人，自欧洲抵沪，拟在沪召集亚洲非战同盟会……向本局、法租界、公董局及上海市政府陈请准其开会之时，均被拒绝。”
就在世界反战大会遇阻挠和进行反阻挠的相持战中，迎来了1933年9月30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上海应该记住这一天。
这一天，在沪东一幢不起眼的新建四层楼房里，有一对新人“结婚”。“新郎官”叫周文，左翼作家；“新娘”叫郑育之。“新娘”的“嫁妆”是两只樟木箱，于前一天運到这里。装在这两只樟木箱里的当然不会是“新娘”的新嫁衣，而是供与会代表们充饥的面包。这是郑育之以开同学会名义分别从几家食品店购买的。
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没有想到，这场精彩的“婚礼”居然就在他们眼鼻子底下秘密地“隆重开幕”了。是的，这场秘密“婚礼”，正是世界反战大会。
这里还应该提及国际代表抵沪后，鲁迅曾分别秘密拜会古久里和马莱的故事。拜访古久里是在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安排下成行的。伊罗生时任上海英文报 《大美晚报》 的编辑记者，与鲁迅时有联系。当时伊罗生就住在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内，他就安排在他寓所内让鲁迅与古久里愉快相见。而鲁迅应邀拜访马莱则是在后者下榻的华懋饭店 （今和平饭店）。那则著名的鲁迅乘电梯遭拒事件即发生于此。当时饭店里那个“以衣取人”的电梯工不让鲁迅进电梯，鲁迅无奈，只能走上七楼。两小时后，电梯工看到马莱谦恭地送鲁迅到电梯口时，不由大吃一惊，在用电梯送鲁迅下楼时，都不敢正视鲁迅一眼。此事也让鲁迅颇有感触，后来他曾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谈起过这次遭遇。 回过来且说在当时与国民党当局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几经较量中，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宋庆龄他们意识到时间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前者的目的不是想阻挠反战会议召开吗，好，那就让你们“如愿”。于是将计就计，宋庆龄他们故意在报上刊登“已接巴黎总部训令，代表决定本周离沪”各界反战会放弃在沪开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宋庆龄与中共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有关这次会议的举行地点，曾有三种说法。一为冯雪峰在 《关于国际反战大会》 记载，在沪东大连湾路所租的一幢房子内。二是1933年10月5日《申报》所载：“曾在照空和尚家开秘密会。”“新声社记者，曾于反战会代表团离沪之前，向之询问上次秘密会开会地点，是否大西路奥籍和尚林肯氏 （法号照空） 之住宅，据英代表哈密尔登氏答称，‘渠不能否认之’”。第三见于1986年第11期 《瞭望》 中 《八旬老人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 提到的系在“上海霍山路一栋楼里”。我在三个说法中，比较认同冯雪峰的回忆。因为 《申报》 记载时事有时为了抢新闻，往往将没有确认的事情刊登；而黄霖当年尽管担任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特任命他为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但事隔半个多世纪，晚年时的回忆难免有误；相对而言，冯雪峰一贯与文字打交道，下笔谨慎应该在黄霖和 《申报》 之上。
“新娘”郑育之是周文的妻子，当时负责开关后门。代表敲门时有暗号，先松三下，再紧三下，暗号对住了，郑便开门将代表迎进。会场外还秘密安排放哨员，毕竟有这么多人进入， 即使有“婚礼”作掩护，也难免招摇。为尽量少惹人注意，不少代表提前一两天午夜即开始陆续到达，晚上则席地而睡。当时的行动是充满危险的。就以宋庆龄来说，她住的莫利哀路 （今香山路） 四周布有国民党密探和特务，出门必有人监视、盯梢。为此，中共地下党特地安排“地下交通”梁文若接应她，帮助她甩掉“尾巴”。等到她匆忙赶到会场，已经是30日凌晨了。
会场的“硬件”极其简陋，20年以后，宋庆龄回忆起这次世界反战会议情况时，还记忆犹新：“由于我们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哪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时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
当时冯雪峰感到较为棘手的是如何将下榻在华懋饭店的国际代表秘密送进会场。一来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目标较大，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二来在婚礼上出现诸多洋人也会惹人怀疑。为此他特地找了社会关系较多的夏衍。夏衍果然有办法，他马上想到了剧作家、明星电影公司编导洪深。洪深既是“左联”成员，又很讲义气、有胆量，加之还会英语，便于和外国代表直接交谈。之后洪深即动用了一辆车门漆着明星公司商标、专门接送电影明星的汽车，将马莱、古久里、马尔度等代表秘密送到国际反战会议会场。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危境下，一个“世界会议”热烈、隆重、庄严地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总主席为马莱，执行主席宋庆龄；主席团成员除马莱、宋庆龄，还有古久里、马尔度、波比、苏区代表、东北代表等共九人。并推选毛泽东、朱德、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吉德、巴比塞 （法国）、德莱塞 （美国）、高尔基、伏鲁希罗夫 （苏联）、鲁迅等为大会名誉主席。马莱在会议上先作报告，叙述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屠杀人民和革命领袖，引起与会代表共鸣。
这样的会议本应该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公开昭示；它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大而堂皇的“世界性”会议和舞台，但现在这一切都被野蛮地剥夺了。为此宋庆龄在报告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这就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危险局势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样的战争危险同样笼罩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头上。
请听宋庆龄在报告中发出的如下呼吁：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此番国际代表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也亲眼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和平事业的扼杀。马尔度为此写了《声讨国民党》 一文，文章指出：“在参加反战代表团动身来华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我等到远东的考察会遇着许多困难。”但是，“自从最初我们与中国政治情形直接接触以来，这个幻想便消灭了。”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来估量国民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看大批的同情反战会议的 （人） 被捕就可知”。马莱回国以后，就中国人和在中国的外国人被捕向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提出抗议，迫使国民党外交部不得不行文作出回应。尽管其中不乏有敷衍的成分，但前者的声音必须发出，无论强弱如何，国民党当局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
鲁迅后来也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提到这次反战大会，“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以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
世界对中国有了了解
应该讲述一下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得知“国际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后的反应了。
远东反战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是通过伊罗生发表在 《大美晚报》 上的报道知道的。接着《申报》 《中国论坛》 等报也详细刊登了此次会议召开情况、通电、宣言、决议等各项会议文件。看到组织得如此完备的一个“国际性”会议，居然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召开，真是气得干瞪眼，继而互相指责埋怨。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无奈的发泄。发泄过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迅速严查此事，赶紧抓人，抓捕所有帮助召开此次会议的人！
然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他们越是这样，越是让与会的各国代表认识到召开此次会议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说：“中国政府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这种罪恶的遁辞！”因为“反战代表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但国民党政府却正以全力与帝国主义合作，制止阻挠反战代表团的任务”。于是，马尔度大声道出，“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事实告诉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工人。我自己也要返国后在比国工人之中以及我所属的第二国际之中专力于这个工作。”
法国代表古久里甚至等不及回国，在“遠东反战会议”的闭幕词中就道出自己的心声：“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并以各种方法，文字报纸，群众鼓动，议会辩论等等，推广他们的反战，反法西斯……”。
此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的胜利召开，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在中国国内激起的反响同样强烈。这不，会议结束，就有不少“国统区”民众募捐买来鲜花欢送代表。苏区红军代表专门发了会议专辑，刊登在苏区中央机关报 《红色中华》上，给予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从而更激发了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昂扬斗志。
也是通过这样的宣传和介绍，全世界对中国有了了解，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了认识，从而增进了世界各界人士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理解，进而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也正是宋庆龄亲自筹备和领导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正是在这样的基点和意义上，充分显示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巨大贡献和非凡的号召力及人格魅力。
这年岁末，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伟人民意测验，选举结果：宋庆龄被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第一名。对此，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半点喜悦，也许在她看来，这对她本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应该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中国民众多做工作，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多做工作。
（选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