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台说书,是因为和妻子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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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学说书之前我曾悠闲自得,整天无所事事,一度迷上了射击——每天背着把气枪穿梭在树林中,以打鸟为乐,对朋友、邻居和周围人投来的白眼佯装不见。此时,我已成家,爱人比我年龄大,是我的同行——西河大鼓演员。她做事勤奋,说完书回家后又做饭又收拾屋子;我呢,跟个大少爷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
  没过多久,爱人怀孕了,拖着沉重的身子还在演出。她不说书,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我们那时没有单位发工资,生活没有保障。
  爱人是“碎嘴子”,总唠叨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我质问她:“那什么是我的正业?我什么都不会,你叫我干什么去?”我特愤怒,觉得什么都不会就是享受的理由,现在想起真是可笑加上可耻。她反唇相讥:“人家都能说书,你就不能说呀?干嘛非得叫我养活着你?”
  她的话深深刺痛着我。我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又有文化,干嘛吃老婆的?我内心赌气。
  第二天,我从家具店买来八仙桌一张,又买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她问:“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要学说书,今后我养活你。”她满脸的不屑。
  我开始在家偷偷地练习,摇头晃脑地对着镜子,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比比划划,往往动作跟嘴很不协调,顾此失彼。我想得简单,一张嘴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头几天干嘎巴嘴没词儿,说了上句没下句。后来,还是爱人有经验,让我把想说的先写下来,忘词时可以提示提示。我还把要好的朋友找来,给我挑毛病。我很虚心,不行就改。
  又过了几个月,孩子快要生了,爱人在家休产假。我连忙找到曲艺团党支部,提出自己要说书养家。曲艺团的领导非常支持,给我“一工地”(说书的场所)。第二天,海报就贴出去了。我走在街上,随处可见海报上写着“特聘请著名青年评书演员单田芳来我社,说长篇评书明英烈”。我心跳得厉害:自己还一段都没说过呢,怎么就是“著名”呢?看来,那时就有虚假的广告。
  演出前,我早早地等在茶社的休息室,心里紧张,一个劲儿地安慰自己沉住气。在此之前,师兄也对我说过:吃张口饭的演员都得过这一关,害臊或害怕,端不了这碗饭。
  时间好漫长啊!忽听外边的女演员惊堂木一拍,介绍道:“大家不要走,一会儿有位年轻的演员叫单田芳说评书,他的书说得可好了,不听您会后悔一辈子。”场内观众大笑。我知道,她这是抖了个包袱。我是怎么走到台上的,自己都不记得了,光剩下紧张和害臊了。
  由于事先准备得充分,忘词是不可能。我把醒木一拍,还故作镇定地往台下扫了一眼,只见有几十个观众看着我笑,每人都俩脑袋——我紧张得眼都花了!我念念有词,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睛也不看观众,也不敢看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茶社的掌柜过来敲我的桌子:“单先生,停停吧,你跑这儿过书瘾来啦。你看看都几点了?”我如梦方醒,可不,不知不觉已然过去近3个钟头了。我把准备了好几天的书,全都说了。
  我总结:一个男人不要有惰性,不要心疼自己,更不要有任何依赖老婆的思想。只要你勤奋,对家庭有负责心,是个爷们就一定能成就大业。
  1970年2月,我被政治定性,被遣送下乡。老伴非要与我一起走,说:“那个地方太苦了,你一个人去罚苦役,又不会做饭,不得累死呀?我去了,起码能给你做饭。咱俩说什么也不能分开,生生死死得在一块儿!”
  到农村后,她除了持家,还坚持上访,拿着我写的材料回鞍山、上省城去申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落实了政策昭雪平反,重操旧业。我又回到鞍山,从此事业步步高升,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好日子。然而,老伴的身体每况愈下,吃药、打针、跑医院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一病就是几个月卧床不起。
  1992年3月28日下午,老伴突然摔倒,人事不省。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无奈治病治不了命。1992年5月6号凌晨,老伴停止了呼吸……数月后,我儿子在“千秋公墓”给他妈买了块墓地。下葬那天,我没去,一个人在家心情异常低落。我环顾四周,空旷寂寥,再看老伴常用的水杯和她常坐的地方,她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趁着家中没人,我掩面痛哭,子女在场我不好意思,这回我哭了个够,“发泄”完了也痛快多了。
  老伴王全桂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一生,平凡的一生,为我服务的一生!在我还不会说书的时候,是她养着我,供给着我,又是她的慧眼及督促,把我逼上了“评书之路”。我们俩相伴38年,她的突然离去真叫我肝胆破碎,万念俱灰。
  每当清明、她的生日和祭日,我和孩子都会祭祀。我心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伴命苦哇!她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倘若能活到今天,我们多幸福、多快乐啊!
  编辑 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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