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大肆讨伐诸多见死不救及“讹诈好心人”的新闻事件之后，小悦悦事件以一种极端冷酷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两岁大的小悦悦在大街上前后被两辆汽车碾压，陆续出现在她身边的十八名路人却无一人上前，直至拾荒的陈贤妹阿姨施手救助，才让这出惨剧没有以“人间地狱”的形式收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现场的监控视频，我们大概很难以如此直观的方式体验人性的冷漠，后代假设如我等一样重视历史记忆的话，小悦悦事件或许将会成为后世史家描述这个时代时难以忘怀的画面。
　　在路过小悦悦碾压现场的十八人中，大抵可以从视频录像中揣摩出他们的反应，有人惊讶，有人踌躇，有人无视——或许不能笼统地将他们视为“冷漠”，因为尽管现场有的路人对这样的惨剧表现出视若无物，但也有许多人表现出震惊，只不过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少管闲事”。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理由，或许可以追问一句，如何才能恢复冷漠者的道德触觉，也能让那些“见义者”重新拥有行善的勇气？
　　对于这样的悲剧，当下的舆论大体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类是认为由于司法制度无法在法律上给予施以援手者有效保护，导致行善的成本与风险大大增加。典型如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先例，让“讹诈者”有空可钻，于是在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人们宁愿明哲保身，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制度之“病”，而非人性之“恶”；另一类则会直指社会道德的滑坡，人心之不古，并会进一步引申出这个时代某些人价值观的错位，教育的缺失等等，凡此类云云，大体可用“人心论”来概括。
　　用制度与人心角度审视小悦悦事件，尽管已经穷尽了这起悲剧的主要面向，不过要理解为何制度无法保障“善人”，人心缘何如此冷漠，或许还必须认真审视“经济压倒一切”、“物质利益优先”这些偏颇的观念。在这些观念支配下的一些人，他们重视物质利益，坦然接受人的自私天性，缺乏道德的自律，追逐过度的消费生活等等。
　　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看待小悦悦事件，无论我们如何指摘制度，现实的境况无法借助媒体的讨伐而能迅速改变。官方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定下的“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基调，已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被一些人遗忘，于是不时可见精英群体的道德下滑，商人随意破坏商业规则，进而也让一些青年人接受了“利来利往”的社会现实。上个世纪9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间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只不过是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一趋势的呐喊余音而已。
　　自然，今日人心之颓丧、制度之失宜，解决之道绝非只有单一途径，比如在制度上，既要反对司法制度在践行保护“善者”上放弃责任，以致制度的“道义”维度消隐，同样，也要反对弥漫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经济压倒一切”的论调，因为只要“GDP主义”政策一朝不变，民众的思维、行为势必会受制度与政策的操弄。
　　不过，仅仅在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道，显然不免落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圈套，好像在制度未变之前，我们就可心安理得地接受“道德冷漠”的现状，而将个人的责任完全推之于政府与社会。以此来看，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其实应在检讨与反思道德缺失的同时，需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发掘出新的价值资源作为个人道德建设的基础，毕竟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只是维系在“利益算计”之上，社会的整合将会极端脆弱，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同时还应有道德自律的个人、和睦的家庭乃至多元互助的社区等基本单位来合力完成。
　　所以，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给社会释放出空间，让公民道德或者信仰生活能够顺利地进入社会生活，使高速流动的人群能够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获得对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能够结合与发展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生活，才是今日修复人际关系之疏离、道德关系之脆弱的长远对策。
　　（作者为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