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总”:我不是那个想当英雄的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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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12 月15 日,山东青岛,“花总”出席当地媒体举办的评选活动,并被授予“年度知道分子”称号。图/CFP

  和手拿金箍棒、大战妖魔的孙悟空形象相反,“花果山总书记”本人一副书生模样:身材偏瘦,脸庞白皙,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低声细语,仿佛是在促膝谈心,思考时,就把嘴唇抿起来。
  现实中,他是某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34岁了,还喜欢随身带一个玩具猫。
  而在网络上,他被称为“花总”,是个言语机智、幽默的微博红人。他用犀利的语言写成的“装腔指南”(倜侃上流社会的举止言谈)系列被广泛转发,他质疑“世界奢侈品协会”是“山寨公司”,并与其斗智斗勇了半年之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能够仅仅通过照片,鉴定官员所戴手表的款式、型号和价格,并在微博上公布——这个“悟空”仿佛真的是火眼金睛。
  他因此被称为“反腐英雄”,媒体颁发给他各种“年度人物”的奖项。
  他却不愿意接受,“我并不想当英雄”。他习惯性地抿起嘴唇,“我喜欢孙悟空,但不是《西游记》里那个被脸谱化的英雄,而是《悟空传》里那个有诱惑、有挣扎、有纠结、渴望自由的活生生的人。”
  或许同样是为了避免诱惑、挣扎、纠结,以及渴望自由,他不同意在媒体中以真实姓名出现。

鉴表


  “花总”自称,鉴表的起始,是因为自己的“小聪明”。
  微博刚刚兴起,他就去注册了,名字换了很多个,但并不被广泛关注。看到周围一些朋友都成了微博名人,日进百粉,“出于虚荣心”,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找个可以快速增加粉丝的办法。
  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不久,他偶然看到新闻照片中,一位部委领导戴的手表,款式非常像劳力士恒动系列,如果是真的,这块表在中国的售价约为六七万元人民币。
  如灵光乍现,他凭直觉感到,挖掘官员的手表,在中国还是个新门道,而且,肯定会吸引眼球。“就像《苹果日报》为什么卖得好?就是各种八卦吸引人。”
  恰好,这个技术活,偏又是他的长项。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看报,早在20年前就开始看各种名车名表的品牌故事。后来,他曾在一家上市公司负责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浸淫在政商圈久了,对这个阶层的消费习惯也有了更多了解。
  十几年的爱好和积累,没想到,后来竟然在“捞粉丝”这项工作上起了关键作用。
  “某部委领导的手表疑似劳力士,价值7万”的微博一发,“花果山总书记”果然名声大震。在接下来的50多天里,他连续公布了几十位政府官员的“戴表分析”,他的粉丝数,也从2000多直线涨至24000。
  一半是为了八卦,另一半也因为真的在这个“新职业”中发现了乐趣,他开始用大量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各级官员出席活动时所佩戴的手表的图片。
  这件事想起来复杂,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输入“书记”“局长”“省长”等关键词,找到图片后,再点击“大尺寸”,如果画面不清晰,他就转去政府官网搜高清图片。
  接下来就靠他的经验与火眼金睛了。
  “每个手表上都会有几个基本要素,比如,表带连接的地方叫表耳,用来上弦的地方叫表冠。还可以看表盘上刻度的分布,有没有小表盘,表面是什么颜色,表带是什么材质,表径多大……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能把表款的型号缩小到一个范围。”
  如果图片足够清晰,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具体型号,如果无法明确判断,他就继续搜索该官员同一时间的其他照片,并不断对比细节。
  当然,出于种种考虑,即使参考钟表图鉴和目录等专业资料后,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疑似”是他最经常使用的字眼儿。
  “我无法靠照片鉴定出A货(精仿品,外观、材质和正品几乎一样,但价格便宜),”他承认,转而又笃定地说,“当然,一般官员是不会戴A货的。”
  一旦真正进入这个领域,他竟然也从中发现了有据可查的规律。
  比如,中国官员比较偏好劳力士日志型、欧米茄星座、浪琴嘉岚和雷达精密陶瓷等款式,这些表价值从几千到十几万不等,但都有一个共同气质:亮眼。“要么金色,要么超薄,要么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牌子”。的确,在以黑白灰为主色系的官场着装中,没什么比一块亮闪闪的名表更能体现自己的特色了。
  另一个规律是: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比如,内地一位国税局长,会戴一块价值5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欧米茄镶钻红金双色星座表,但华东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省级政府官员,反而很少在公开场合戴表。
  有的官员自己戴平价表,但家人却戴着名表;众多官员的合影中,职务最高的人戴的表往往最贵,而那些即便有高级名表的官员,在与上级同时出现时,也会选择戴一块“低调”的……
  然而好景不长。“微博鉴表”这个新职业开始两个月后,“花果山总书记”的账号突然消失了——他被封掉了。
  短暂的沮丧后,他又感到一种“被猎杀的快感”——在那两个月里,他觉得已被绑架在“鉴表”这件事上,“在群众狂欢的队伍中,被托举前行”。
  他突然想放下。
  封号,给了他这个机会。
  新的微博账号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但从注册时起,他就给自己贴了个醒目的大标签:不鉴表。

聪明、爱出风头的年轻人


  “像他风格,聪明,做什么都有毅力做出名堂。”他的大学同学林风说。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这是个聪明人。
  至今,林风还能数出几样“花总”在大学期间做的几件“大事”。
“花总”通过微博曝出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不同场合中所佩戴的不同款式的手表。

  大二那年,班里有位同学突发恶性肿瘤,全班同学在校园里摆募捐箱筹款,但收效甚微。“花总”一个主意,使之变成了大事件。
  他先是起草了一份社会募捐呼吁书,找到学校里有影响力的教授署名,还请英语教授翻译成英文。如何让这份呼吁书制造最大影响?他跑到省电信数据通信局,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当即在BBS上发出救援帖——那时网络还不普及,很少人意识到互联网的传播能力。但这可没完,他又给当地各都市报打电话爆料,“我有独家新闻,网络救援癌症患者”。
  患病的同学很快得到救援,被送往北京手术。这件事也被称为大陆范围内最早的互联网网络救援的案例之一。
  这件事燃起了他对互联网的兴趣。他的专业是历史,那之后开始自学计算机编程,还自己创建了一个校园文学网站。
  他成了校园明星,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享受着“被人肯定”的感觉。
  毕业之后,他在各种行业里混生计,广告、保险、公关、媒体……
  他自称从小善于察言观色,一眼就能看出哪个亲戚来家里串门是为了借钱,这使他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很快驾驭,创出名堂,但几年后,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上学时最不喜欢的那种人,“蝇营狗苟,揣摩所谓的生存智慧”。
  他辞了职,去西南山区支教。这是他毕业10年来最快乐的时光,“朴素、美好”。然而朴素而美好的生活无法改变学生的命运,“我的大部分学生注定考不上大学,要成为民工,我想知道这些学生将来会走什么路”。
  半年后,他离开山区,一路到了东莞,先是“伪装”农民工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周末,再摘掉眼镜、打乱头发、换身行头,做起擦玻璃的蜘蛛人、工地工人、算命先生……
  在林风看来,这极大满足了“花总”与生俱来的“对事物的好奇心”和“喜欢观察的欲望”,但“花总”自己的收获是:从中学会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事情。
  比如:为什么农民工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放手机音乐?原来工人做工时,手机被收起来,整天都没有娱乐,手机拿到手里,就希望尽情地享受;再比如,为什么在公车上不愿意坐座位?因为身上又酸又臭,有座位,也不愿意挨着别人,怕被嫌弃……
  “自己在别人眼里,和在自己眼里,是有墙的。”他说,“人们往往愿意把别人脸谱化,你应该是这样的人,那样的人,但没人在意,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渐渐地,他觉得“花总”也只是自己扮演的虚拟世界里的一个角色,而作为角色的扮演者,他越来越觉得这个角色已经被“标签化”了。
  如果有几天没有发鉴表的微博,就会有人质问:是不是放弃了当初的理想?倘若鉴表微博所涉及官员级别不高、表的价格不够昂贵,也有人表示不满;很多转发中,都把原微博中的“疑似”删掉……“人们似乎不在乎表的真相,不愿意求证,仅仅为了围观,为了情绪宣泄,为了表达对官员腐败的不满。”
插图/ 阿东

  他产生了某种失落感。这种失落在“表叔”事件中达到高潮。
  2011年8月,因在陕西包茂高速公路的事故处理现场被拍下一张面带笑容的照片曝光,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吸引了公众注意,既而被网友发现,这张“微笑照片”里,杨达才戴了一块疑似劳力士金表,很快,杨达才其他5张戴有不同款式手表的照片陆续曝光,杨达才也因此被戏称为“表叔”。
  马上有手表爱好者发起鉴定:价值6.5万元人民币的蚝式恒动系列劳力士一块,3万至4万元人民币的欧米茄两块,雷达全陶瓷表一块,市值估计3万元,最贵的一款是江诗丹顿18K玫瑰金表壳,机械的,市场估价在20万至40万元人民币间。
  不断有人@他这条微博,甚至微博管理人员也致电征求意见,声明再不鉴表的“花总”只好再次出山,但他的结论让很多网友失望:这些手表“一线不多,基本二线,且多为基本款”,如都为真货,全部价值低估在人民币20万元内。
  “这是在替狗官说话!”马上有人指责他。他苦笑,并不打算辩解,“在这场狂欢中,没人愿意听这些”。
  饶有趣味的是,杨达才很快通过微博正面回应,“我只有这5块表”,并悉数来历和价格。怎么能撒谎?他坐不住了,立即翻出电脑里留存的杨达才的照片,附图发微博:我帮局长回忆起另外7块。
  这条微博使他重回往日“鉴表英雄”的位置上,尽管他连这些表是什么款、价值几何都没有讲。
  “讲了网友喜欢的话,他们就鼓掌;讲了不想听到的,就责骂你,这样的时代环境真的是健康的吗?”他说,一年多来,这也是他沉下心来一直思考的问题,“除了关心揪出贪官,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倘若你我坐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就会不戴名表?就会不贪?”
  杨达才成为一年多来首位因“微博鉴表”而落马的官员,但“花总”并不因此而有成就感。他也曾把几位政府官员和所戴昂贵手表的信息寄给纪委,但都没有下文。
  “鉴表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只是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他不断传达这个观点,“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政府官员财产不公开,信息不对称。把微博作为主要反腐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但这样似乎最有效?”
  “但这样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他回答。
  他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纠结者:一方面接受着媒体和公众的赞誉,一方面也担心自己被曝光、被人肉;既气愤官员撒谎,抛开“花总”的面具,又感到自己也并不完美,偶尔邪恶,狡猾,更不是英雄;一边特别在乎地每天在互联网搜索自己的名字,想看到别人的评价,另一方面,又不断告诫自己,要努力生活中的诱惑、挣扎和纠结……
  微博中,这位自称“花果山总书记”的头像,是美国插画师Luke的作品。他喜欢那个暗红的色调,低调而内敛,一只画着脸谱的悟空,面带淡淡的忧伤注视着这个世界。
  (应受访者要求,林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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