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迎春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他为人朴实、厚道，话不多但总能说到点子上。记得他曾经陪我到上杭县城的阳明门码头，门外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迎春的做人风格，让我联想到客家山间的那些树木，耐得住寂寞，总是将根深深地扎进脚下贫瘠的土地，承受着风霜雨雪的考验，然后慢慢地开花结果。
　　迎春的文学创作起步并不早，却因为有丰厚的生活经验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厚积薄发，自成一格。1992年从长汀师范毕业后，迎春被分配回老家太拔任小学老师，面对青春期的苦闷和现实的无奈，他在教学之余继续着读书时的梦想，通过写诗和散文来宣泄内心的情绪，寻找精神的寄托。1999年，他参加县里公开选拔记者的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县委报道组录用，担任记者和新创办的《上杭报》副刊编辑。进入县城后，他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诗歌和散文成为主攻方向。2004年，《福建日报》的“武夷山下”副刊开辟“新人新作”专栏，一个月推出一位新人，他作为12月的新人被重点推荐，连续发表了一组红土地题材的散文，并获得首届新人新作评选的新人奖，散文《历史飞翔的高度》获一等奖。2005年，他的长诗《生命的高度》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是福建省第一部入选该项目的作品，于2006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07年，以他为主笔的旅游散文集《品味上杭》由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记得我还受邀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
　　迎春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多面手，进入新世纪以后，他逐渐将写作重点转移到小说创作领域。2010年6月，他的短篇小说《枪》作为短篇头条发表在《福建文学》上，这是他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此后在《福建文学》《山花》《滇池》等杂志陆续发表了十来篇小说。2014年12月，他的中篇小说《大名府》在《山花》头条发表。这篇关注传统文化衰落的小说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先后获得福建省第29届优秀文学作品奖暨第11届陈明玉文学奖二等奖、龙岩市首届文艺“山茶花”奖一等奖。阅读《大名府》，于我而言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味道。由于一直关注客家文化，我对客家地区的木偶戏、汉剧比较熟悉，至于傀儡戏《大名府》，我小的时候看过多次，记得我还写过一首诗歌《乡村木偶》和一篇散文《活着的木偶》。作品中的拆迁事件，其实也有迹可循。迎春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在化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寄托了他个人对正在流失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内在的热忱和向往，其中也传达了欲说还休的文化忧思。
　　迎春的中篇小说新作《百发百中》讲述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我” 的舅舅杨德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猎手，竟然在和朋友张百万、蓝六手一起打猎时丢了性命。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只是意外的误杀，因此舅妈只为了赔偿金的数额去和张百万较劲。随着叙述的发展，底牌才被慢慢地翻出来，原来张百万为了赖账而故意杀人。小说有较强的可读性，在字里行间依稀有侦探小说的笔法。当然，迎春追求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好看，他通过这则故事，要重点揭示的是商业利益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瓦解，唯利是图的行为方式使得人性被异化、被扭曲。为了利益，夫妻、亲戚、朋友之间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再相互信任，而是利用别人的信任来欺骗对方。在金钱和诚信的较量中，诚信要么被当成待价而沽的货物，要么被弃若敝屣。
　　正如迎春自己所言，他的小说关注的是他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都是以闽西为背景的写作，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描述人在转型社会中的命运，期待能在写作中构建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和精神的故乡。对于已经四十来岁的迎春来说，他不算年轻，在文坛也并不显赫，但作为一个坚守在基层的作家而言，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他付出了很多，他无怨无悔，文学的火光一直照亮着他前行的道路，使他在纷繁的世俗里保持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心境，能够勇敢地前行。
　　《大名府》和《百发百中》各具特色，塑造的人物有鲜明的个性，叙事也比较圆熟。但就个人趣味而言，我更喜欢《大名府》。迎春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时间并不长，成绩斐然，我想他只要坚持探索，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对于迎春以后的写作，我充满期待。我以为他首先要继续发挥个人的优势，将根系更深地扎进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文化沃土，尤其是对客家文化进行独到的审美开掘。其次，他要更加自觉地开阔自己的视野，超越故乡四周的群山的阻挡，也就是说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一种外在于故乡的视野来批判性地审视这片土地。譬如关于客家题材的写作，基层作者总是习惯于歌功颂德，无法直面其内在的矛盾和困惑。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作家，必须正视其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再次，他多年从事基层报道的经历，这种经验一方面是他的精神财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文学和宣传、新闻毕竟有所差别，他应该更加自觉地开拓一个独立的文学空间。最后，要在基层坚守一种文学理想，我想迎春难免会感到孤独，但是，他不能急于摆脱这种孤独，他必须承受这种孤独，并学会享受这种孤独。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