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回首一个世纪的风云，当代诗人走过了中国新诗百年，见证了人民共和国七十年历程，亲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岁月，走进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最大众的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在大众狂欢的诗歌广场，喧哗声中也充斥各种各样的批评声浪，甚至从没经历过诗歌训练和没有任何理论修养的人，也许是狂欢声浪中喊得最欢的“网红”。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甚至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在诗坛裸奔。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世代诗人们薪火相传的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也就是坚守诗人的天职與担当。在这里我谈论的这种回应时代的努力，提出三点值得努力的方向，与诗界朋友商榷探讨：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在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之关系，原本就属于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年来，随着诗人日常经验意识的不断强化，这一话题又具有了某些推陈出新的意味——比如以“诗性正义”之名所展开的诗歌论争，就反映了诗歌界对于现实抒写的理论思考。按霍俊明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在面对现实时，不应只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而是“有必要通过写作，来甄别、判断、调节和校正来完成包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诗性正义既熔铸了诗人的伦理选择，也塑形了汉语诗歌的思想风貌与美学旨趣。有鉴于此，当代汉语诗歌如何重整现实经验，在社会学与诗学的理论视野中另辟新途，就成了本期三位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著名诗人叶延滨先生，因有感于当下部分汉语诗歌的快餐化倾向，故此提出了“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等艺术主张。在这当中，不论精神和题材要求，自然是反映了老一代诗人浓郁的现实关怀的，而“从现实生活中汲收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官腔套话的浸蚀”，则更是在对汉语诗歌艺术本源的追溯中，强烈召唤着诗性正义的回归。
　　 霍俊明先生的文章，以“纯诗”与“现实之诗”的复杂关系为切入点，在诗学范畴内讨论了“现实/生活中心主义者”和“审美/修辞主义者”的价值撕裂问题。在他看来，“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时代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
　　 耿占春先生的文章，谈的是“现代诗与历史修辞”问题。按他的理解，诗歌从来都无法回避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在诸多纠葛纷争中，现代诗的语义系统也发生了深刻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结果，最终印证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每个诗人都应该回应时代，但每个诗人回应时代的方式会成为对诗人的考验。”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证明了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的作品，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青春焕发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单子，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国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大大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其成功与不足，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四十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巨大，也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四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在这一时期，许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也就是旗帜很“先锋”，手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当下，表现底层。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郑小琼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创作上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梳理了以上三种创作主潮，我们可能拨开诗坛的浮萍和泡沫，看到可以期待的新气象。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蝶变出新诗。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雅俗之蝶变，从现实生活中汲收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官腔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百年新诗证明了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奇迹，也将继续创造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寄托于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