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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东道国环境质量，而“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其环境质量恶化。本文将两种针锋相对的假说进行融合，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对称特征，而不是非正即负，因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和FDI自身累积分别作为转换变量，构建FDI对环境污染的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研究结论如下：①外商投资通过发挥“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即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②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两个转换机制，分别在人均收入达到0.527和1.027时实现转换，并且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③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自身累积量为1.999处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并且，在FDI累积较低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基于此提出建议：①在实行严格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的基础上，持续引进FDI。②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阶段转换；环境污染；面板平滑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0-0074-10DOI：10.12062/cpre.2017050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绿色”发展理念也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致力于提升环境质量，但是却出现了“越治理越污染”的环境治理悖论。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为78.4%，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的74个城市中有63个超标，占比高达85.1%。因此，环境污染的成因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除了经济增长、工业化推进、能源消耗等传统因素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导致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有关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即“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设备和领先的技术，并通过“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技术水平，进而实现资源投入和要素投入的节约，提升环境质量。与之相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却认为，随着发达国家环境规制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引进FDI，发达国家中环境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的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污染物排放的大量增加。因此，本文基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首先将影响环境污染的产业集聚、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变量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建立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的理论分析机制，然后与大部分文献中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非正即负的观点不同，本文构建了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研究了FDI随着不同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量的阶段转变下，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影响，即假设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具有时变性、个体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不仅回答了FDI是否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其影响环境污染的轨迹特征进行了描述，这将对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成因分析等现实问题给出新的观点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在“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不同的数据集等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比如，Eskeland和Harrison[1]使用科特迪瓦、墨西哥、摩洛哥、委内瑞拉四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均发现了跨国企业并没有集中在污染行业，同时，通过对比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能源和高污染燃料消耗数据得出，跨国企业具有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更有可能采用清洁能源，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同样地，Liang[2]采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研究了FDI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跨国企业能够挤出低效的本土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对环境产生改善作用，Asghari[3]采用中东和北非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内学者孟庆雷等[4]分时间段、分地区检验了FDI对生态效益的影响，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FDI對生态效益具有显著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显著提升了生态效益，但由于西部FDI累积较少等原因使得二者关系不显著，整体上FDI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提升了当地的环境质量。
一些学者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如Wagner和Timmins[5]使用德国对外100个国家的FDI制造业各个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化学化工行业存在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即化学化工行业的转移一定带来东道国环境的恶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误差项施加的约束过于严格，以至于必须通过两个污染密集型行业进行差分获取一致估计量，这也是只在化学化工行业得到这一假说验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Chung[6]、Bu和Wagner[7]指出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具有较低环保水平的行业更有可能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致使东道国环境质量下降，同时指出具有较高环保技术的跨国企业往往到更高环境规制的区域投资，因此，宽松环境规制国家或地区会成为“污染避难所”。国内学者史青[8]基于政府廉洁度视角发现，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邓玉萍和许和连[9]则从政府分权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西部FDI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 更细致地，部分学者将两种假说思想进行了融合，认为针锋相对的两种假说之间并非无法调和，如盛斌和吕越[10]、张宇和蒋殿春[11]指出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渠道，在东道国分别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FDI既会通过产业转移或资本输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致使加剧环境污染，又会通过先进的技术、较高的标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水平，而FDI最终作用到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各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中对于两种假说的检验并不充分，特别对于不同情形下或者不同阶段中FDI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2 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特征的模型构建
基于Copeland和Taylor[12]、盛斌和吕越[10]的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理论，本文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三种机制。具体如式（1）所示。
其中，poll表示环境污染水平，gdp为经济规模，indr表示产业结构，tech为技术水平。
在开放经济体中，技术进步受到研发投入（rd）、国外技术溢出（一般采用fdi表示）、产业集聚（aggin）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将技术进步方程设定为：
将式（1）两侧分别除以人口规模（pop），得到：
令ppoll=poll/pop表示环境污染强度，pgdp=gdp/pop为人均收入水平。对式（3）两侧取自然对数，可得：
其中，（5）式为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固定效應模型，i表示个体，t代表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EKC）理论，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同理，根据李子豪和刘辉煌[13]研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自身累积量的变动而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根据Hastie和Tibshirani[14]提出的泛函系数模型将式（5）进行拓展，假定人均收入水平的系数α以及FDI的影响系数θ均受到人均收入水平、自身累积量的影响，则可以将系数向量分别表示为式（6）和式（7）。
式（8）和式（9）分别表示FDI随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自身累积量变动的非线性方程，不失一般性地，本文将式（8）和式（9）中交叉项表示为人均收入变量（lnpgdpit）和FDI（lnfdiit）的函数，即G（lnpgdpit）和G（lnfdiit），并采用Gonázlez等[15]提出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中的转换函数改写为G（γ， c， lnpgdpit）和G（γ， c， lnfdiit），就可以得到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如式（10）和式（11）所示。
3.3 人均收入水平（pgdpit）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6]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期，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能源的过度使用以及环境质量的快速下降，然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产品需求越来越大，导致环境排放减少，环境质量提升。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应是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it）作为人均收入的替代变量，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情况，单位为万元。
3.4 产业集聚程度（agginit）
产业集聚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一是因为产业集聚主要表现在产业规模的扩张，且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能源的投入与消耗，导致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境质量恶化[17]；二是产业集聚通过竞争效应、研发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能源的利用率，降低集团内企业的边际治污成本，提升环境质量[18-19]。因此，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一定影响，且影响方向有待检验。
本文采用Haggett和Chorley[20]提出的区位熵法来测算地市层面的产业集聚程度，具体测算公式如式（14）所示。
其中，k表示产业，且k=1， 2， 3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i表示地区，t为时间，Ykit一般采用产出、从业人员人数等表示，但考虑到我国就业数据受到劳动力过剩等问题的影响，本文采用第k产业总产出数据来进行度量，此外，考虑到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本文采用第二产业的集聚程度，记为agginit。
3.5 产业结构（indrit）
在大多数文献中都将产业结构作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一般而言，当经济中第二产业占比较大并逐渐上升时会加剧环境状况的恶化，当经济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时，环境污染会得到一定改善。在变量选取中，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各行业的污染排放特征等，将产业结构采用各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进行表示，记为indrit。
3.6 研发投入（rdit）
根据袁鹏和程施[21]的做法，本文采用全市科学事业支出作为研发投入的指标，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对研发投入存量进行测算，由于研发投入具有高折旧率的特征，参考张同斌和李金凯[22]等的做法，研发资本的折旧率选取15%，测算方法同FDI资本存量类似，不再赘述，记为rdit，单位调整为亿元。
4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根据已经构建的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特征模型，分别采用人均收入水平（lnpgdpit）、外商直接投资（lnfdiit）作为转换变量，分析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下以及FDI累积过程中，FDI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效应。在进行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估计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以免因为模型形式设定错误导致的结果偏误。采用Winrats7.0软件计算，经整理得出检验结果，见表1。 4.1.1 非线性检验
非线性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将模型（12）和模型（13）中转换函数G（γ， c， qit）在γ=0处进行m阶Talor级数展开得到辅助回归方程式（19）。
其中，j=1，2分别表示模型（12）和模型（13），uit*=uit+Rmlnfdiit·qit，Rm为Talor级数展开残差余项，但在原假设H0：θj11=θj11=…=θj1m=0成立的情况下，{uit*}=
{uit}，因此不会影响扰动项的渐进分布理论，对系数估计不会产生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式（19）进行OLS估计，采用LM、F和pseudo LRT三种检验方式检验原假设H0是否成立，若拒绝原假设则证明存在非线性关系，反之，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正如表1所示，m=1至m=4的三种检验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或FDI累积阶段的不同，FDI均对环境污染产生了非线性的作用关系，可以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方法对模型（12）和（13）进行估计和分析。
4.1.2 转换函数个数检验
在非线性检验的基础上，需要确定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的转换函数个数。首先假设存在1个转换函数，则需要考虑带有2个转换函数的模型形式如下：
在式（21）基础上，通过LM和LMF统计量检验假设H0：θj21=θj21=…=θj2m=0，若接受原假设则证明存在1个转换函数，若拒绝原假设，则至少存在2个转换函数。这时再假设存在2个转换函数，需要对3个转换函数的模型形式Talor展开进行检验。对上述过程反复进行，直到确定转换函数个数。因此，由图1可以得出，以lnpgdpit和lnfdiit为转换变量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分别存在2个转换函数和1个转换函数。
4.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非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的基础上，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Nonlinear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NLS）方法对面板平滑转移模型（12）和（13）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系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得，在以人均收入水平（lnpgdpit）为转换
变量的模型（12）和以FDI自身累积量（lnfdiit）为转换变量的模型（13）中，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发投入并没有抑制环境污染的降低，这可能是因为研发投入提高了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但对偏向于环保类技术的提升水平有限。另外，“资本替代”现象的存在使得本该用于研发的支出用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并没有真正用于研发投入，进而加剧了环境污染。
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因为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转型升级，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逐渐减弱，如图1所示。此外，我国是通过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增长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即使在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近年来以采选业为主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率持续大幅下降，如煤炭采选业产出增长率由2004年的42.28%下降到了2013年的11.62%，几乎为原来的1/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甚至由83.70%下降到了3.42%。因此，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污染影响关系呈现不显著特征。
模型（12）中，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模型（13）中，产业集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总体而言，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但显著性较差。主要原因是我国大部分城市中，政府推动的产业集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产业集聚以重工业为主，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得以快速显现，产能迅速扩张、资源大量消耗引致污染物排放持续迅速上升。但是，产业集聚亦使得政府通过建立公共治污设备，对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行补贴，来促使企业对污染排放物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处理，降低边际治污成本，使得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程度有所降低。此外，产业集聚规模外部性还会吸引“分解者”进入，实现“循环经济”，对产业集团内部分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污染物进行再次循环利用，形成产业链条或产业网络，延伸了产业集团内的生态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恶化趋势。因此，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相互叠加，导致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显著性较差
在模型（12）和模型（13）中，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呈现出非对称性特征，本文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4.2.1 转换函数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不同累积阶段的转换特征，本文绘制了转换函数值与转换变量之间关系图，如图2和图3所示。
根据图2的转换函数图和表2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结果可得，在以lnpgdpit为转换变量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2个转换机制，本文分别称之为机制1（G1）和机制2（G2），机制1的位置参数为0.527，机制2的位置参数为1.027，但两种机制的转换斜率差异较大，机制1的转换速度明显小于机制2的转换速度，即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存在2次结构变化，第一次转变比较平缓，第二次转换较快且迅速实现均衡。同理，图3为FDI随自身累积量lnfdiit的不同对环境污染呈现的变动特征，其影响效应在lnfdiit=1.999處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
4.2.2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系数的阶段转换特征分析
FDI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为表2中非线性部分系数与转换函数值的乘积加上线性部分系数，基于此，本文计算得到了FDI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如图4和图5所示。其中，图4表示FDI随lnpgdpit阶段转换的系数动态特征，图5表示FDI随lnfdiit阶段转换的系数动态特征，为了直观、清晰地显示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大小，本文对图4和图5纵坐标函数值做了逆序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1）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符合“污染光环”假说。图4和图5显示，FDI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一是跨国公司决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环保成本并不是其唯一考虑的因素，甚至也不是其主要考虑的因素，其在进行全球配置资源时除环保成本外，还会综合考虑制度条件、基础设施质量和劳动力成本等多个方面。以制度变量为例，Millimet和Roy[23]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只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进入产生抑制作用，对其他行业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地，Tang[24]通过将环境规制内生化发现，与跨国公司所在国的严格环境规制相近而不是宽松环境规制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FDI。
二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通过外商投资转移的、难以适应发达国家环保标准的企业也可能具有高于其本国企业的环保技术（即，发达国家环保标准>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如前所述，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反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技术水平，进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即FDI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具体而言，跨国企业通过相对较强的技术领先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引致国内有一定实力的企业竞相模仿，攫取部分超额经济利润，更多的资金投入企业内部研发过程中，通过不断累积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显著地提升环保技术水平；外资的进入打破了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生态，加剧了企业间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另外，为了节约成本，跨国企业还往往在东道国国内采购中间品，但要求国内生产的中间品达到相应质量认证标准，内资企业由于技术落后，生产产品难以满足跨国企业的质量要求，跨国公司往往会提供技术支撑，协助技术培训和设备引进，实现技术追赶甚至跨越，外资企业也会将
产品或设备出售给东道国企业，并提供技术服务，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
（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随经济发展阶段变迁呈现非线性关系。虽然在整体上FDI抑制了环境污染，但是FDI对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了非对称的影响关系。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增强，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这主要是由于FDI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间的平衡所导致的。
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即FDI通过规模效应加剧环境污染，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抑制环境污染物排放，技术效应一般占有主导地位。由于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而我国与外国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FDI技术溢出难度越来越大，使得我国已经越过技术效应的门限值，处于技术效应的下降区间[10]，规模效应相对显现出来，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程度减弱。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门限值时，人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逐渐提高，对绿色环保无污染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使得规模效应减弱，进而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系数迅速下降，最终稳定在一定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較低时期，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技术效应的相对下降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随后，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门限值后，规模效应也开始减弱，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整体上，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呈现了一定的减弱态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企业对外商企业技术扩散的吸收难度不断加大，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得到了一定程度减弱，即FDI的技术效应减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3—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9.6%，而该时期世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4%、0.5%，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也仅为6.5%。因此，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显著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促使FDI的技术效应和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减弱。
（3）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随自身变化产生非对称效应。根据图5可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随FDI累积量的不同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在FDI投入较低时期，其对环境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一旦超过门限值，FDI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便显现出来，即在FDI投入较少的地区或时间点，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直到积累到一定程度，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才得以发挥。
在FDI投入较低阶段，我国引入的外资中虽然以人均排放量多、污染密集程度高的行业或企业为主，比如能源密集型行业、化学化工行业等，但是由于其投资规模小、污染排放少，对环境质量的负向影响十分有限。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挤压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促使内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出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环境污染物排放，使得该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正负影响相互抵消，进而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当FDI投入逐渐累积时，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参与广度、深度均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投入力度加大，环境友好型的投资特征十分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2005—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项目中以污染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出现了明显下降，第三产业的占比则显著上升，例如外商投资项目中以批发零售业、租赁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由24.21%上涨到了77.17%，其中批发零售业由5.91%上涨到了34.45%，年均增长率达15.93%，而以制造业、房地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则由73.37%下降到了20.51%，其中制造业比重的年均下降率为15.86%，因此，FDI投资结构的升级是导致FDI实现抑制环境污染排放效应的重要原因。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者”两种对立的假说，构建了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的理论模型，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了FDI随着经济发展阶段、FDI自身累积量转换下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论如下：
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资本替代”现象的存在使得研发投入对偏向环保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因此加剧了环境污染物排放。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程度逐渐变弱，使得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叠加，导致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显著性也较差。
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吸引FDI的优势并不是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此外，转移的发达國家企业往往通过“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技术外溢机制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
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形下，FDI的技术效应不断减弱，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也随之减弱。在FDI累积较低的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
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引进FDI，发挥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但是应该打破原有FDI引入结构的“惯性效应”，实行严格的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吸引高技术、高环保、高标准的“三高”以及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三低”跨国企业入驻，充分发挥FDI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功能。在吸引高质量FDI的过程中，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提高服务水平不断降低跨国企业进入成本，例如提高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以及集聚程度，降低跨国企业进入的信息成本，为高质量FDI的进入提供有效土壤，但要避免城市间为吸引FDI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之中，须中央政府建立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使地方政府树立“富邻”意识，切实根据城市自身禀赋吸引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FDI。
第二，根据FDI随自身累积量变动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影响，FDI累积量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才能显现，但是我国城市间FDI存在着严重失衡现象，“东多西少”现象十分突出。各级政府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基于此目标，政府可以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降低跨国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的成本，以制度优势促进FDI的合理流动。
第三，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发展而自发调节、改善并不是最优路径，这仅仅是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一条客观规律，而不应该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借口。政府应弱化对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盲目推崇，对“市场调节”与“行政干预”进行相机选择，加强二者的有效衔接，对企业加强环境规制，同时引导企业偏向清洁技术。同时，充分考虑当地企业的现实情况，如创新难易程度、要素禀赋和创新成本等，采用“因地制宜”、“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案扶持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在部分自主创新能力有限的地区，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国外绿色技术，并加以学习、消化吸收，实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最后再进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随污染、随治理”，“高技术、低排放”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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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阶段转换；环境污染；面板平滑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0-0074-10DOI：10.12062/cpre.2017050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绿色”发展理念也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致力于提升环境质量，但是却出现了“越治理越污染”的环境治理悖论。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为78.4%，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的74个城市中有63个超标，占比高达85.1%。因此，环境污染的成因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除了经济增长、工业化推进、能源消耗等传统因素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导致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有关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即“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设备和领先的技术，并通过“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技术水平，进而实现资源投入和要素投入的节约，提升环境质量。与之相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却认为，随着发达国家环境规制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引进FDI，发达国家中环境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的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污染物排放的大量增加。因此，本文基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首先将影响环境污染的产业集聚、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变量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建立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的理论分析机制，然后与大部分文献中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非正即负的观点不同，本文构建了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研究了FDI随着不同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量的阶段转变下，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影响，即假设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具有时变性、个体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不仅回答了FDI是否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其影响环境污染的轨迹特征进行了描述，这将对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成因分析等现实问题给出新的观点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在“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不同的数据集等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比如，Eskeland和Harrison[1]使用科特迪瓦、墨西哥、摩洛哥、委内瑞拉四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均发现了跨国企业并没有集中在污染行业，同时，通过对比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能源和高污染燃料消耗数据得出，跨国企业具有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更有可能采用清洁能源，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同样地，Liang[2]采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研究了FDI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跨国企业能够挤出低效的本土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对环境产生改善作用，Asghari[3]采用中东和北非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内学者孟庆雷等[4]分时间段、分地区检验了FDI对生态效益的影响，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FDI對生态效益具有显著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显著提升了生态效益，但由于西部FDI累积较少等原因使得二者关系不显著，整体上FDI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提升了当地的环境质量。
一些学者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如Wagner和Timmins[5]使用德国对外100个国家的FDI制造业各个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化学化工行业存在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即化学化工行业的转移一定带来东道国环境的恶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误差项施加的约束过于严格，以至于必须通过两个污染密集型行业进行差分获取一致估计量，这也是只在化学化工行业得到这一假说验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Chung[6]、Bu和Wagner[7]指出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具有较低环保水平的行业更有可能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致使东道国环境质量下降，同时指出具有较高环保技术的跨国企业往往到更高环境规制的区域投资，因此，宽松环境规制国家或地区会成为“污染避难所”。国内学者史青[8]基于政府廉洁度视角发现，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邓玉萍和许和连[9]则从政府分权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西部FDI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 更细致地，部分学者将两种假说思想进行了融合，认为针锋相对的两种假说之间并非无法调和，如盛斌和吕越[10]、张宇和蒋殿春[11]指出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渠道，在东道国分别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FDI既会通过产业转移或资本输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致使加剧环境污染，又会通过先进的技术、较高的标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水平，而FDI最终作用到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各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中对于两种假说的检验并不充分，特别对于不同情形下或者不同阶段中FDI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2 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特征的模型构建
基于Copeland和Taylor[12]、盛斌和吕越[10]的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理论，本文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三种机制。具体如式（1）所示。
其中，poll表示环境污染水平，gdp为经济规模，indr表示产业结构，tech为技术水平。
在开放经济体中，技术进步受到研发投入（rd）、国外技术溢出（一般采用fdi表示）、产业集聚（aggin）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将技术进步方程设定为：
将式（1）两侧分别除以人口规模（pop），得到：
令ppoll=poll/pop表示环境污染强度，pgdp=gdp/pop为人均收入水平。对式（3）两侧取自然对数，可得：
其中，（5）式为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固定效應模型，i表示个体，t代表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EKC）理论，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同理，根据李子豪和刘辉煌[13]研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自身累积量的变动而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根据Hastie和Tibshirani[14]提出的泛函系数模型将式（5）进行拓展，假定人均收入水平的系数α以及FDI的影响系数θ均受到人均收入水平、自身累积量的影响，则可以将系数向量分别表示为式（6）和式（7）。
式（8）和式（9）分别表示FDI随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自身累积量变动的非线性方程，不失一般性地，本文将式（8）和式（9）中交叉项表示为人均收入变量（lnpgdpit）和FDI（lnfdiit）的函数，即G（lnpgdpit）和G（lnfdiit），并采用Gonázlez等[15]提出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中的转换函数改写为G（γ， c， lnpgdpit）和G（γ， c， lnfdiit），就可以得到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如式（10）和式（11）所示。
3.3 人均收入水平（pgdpit）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6]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期，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能源的过度使用以及环境质量的快速下降，然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产品需求越来越大，导致环境排放减少，环境质量提升。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应是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it）作为人均收入的替代变量，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情况，单位为万元。
3.4 产业集聚程度（agginit）
产业集聚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一是因为产业集聚主要表现在产业规模的扩张，且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能源的投入与消耗，导致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境质量恶化[17]；二是产业集聚通过竞争效应、研发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能源的利用率，降低集团内企业的边际治污成本，提升环境质量[18-19]。因此，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一定影响，且影响方向有待检验。
本文采用Haggett和Chorley[20]提出的区位熵法来测算地市层面的产业集聚程度，具体测算公式如式（14）所示。
其中，k表示产业，且k=1， 2， 3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i表示地区，t为时间，Ykit一般采用产出、从业人员人数等表示，但考虑到我国就业数据受到劳动力过剩等问题的影响，本文采用第k产业总产出数据来进行度量，此外，考虑到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本文采用第二产业的集聚程度，记为agginit。
3.5 产业结构（indrit）
在大多数文献中都将产业结构作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一般而言，当经济中第二产业占比较大并逐渐上升时会加剧环境状况的恶化，当经济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时，环境污染会得到一定改善。在变量选取中，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各行业的污染排放特征等，将产业结构采用各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进行表示，记为indrit。
3.6 研发投入（rdit）
根据袁鹏和程施[21]的做法，本文采用全市科学事业支出作为研发投入的指标，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对研发投入存量进行测算，由于研发投入具有高折旧率的特征，参考张同斌和李金凯[22]等的做法，研发资本的折旧率选取15%，测算方法同FDI资本存量类似，不再赘述，记为rdit，单位调整为亿元。
4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根据已经构建的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特征模型，分别采用人均收入水平（lnpgdpit）、外商直接投资（lnfdiit）作为转换变量，分析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下以及FDI累积过程中，FDI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效应。在进行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估计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以免因为模型形式设定错误导致的结果偏误。采用Winrats7.0软件计算，经整理得出检验结果，见表1。 4.1.1 非线性检验
非线性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将模型（12）和模型（13）中转换函数G（γ， c， qit）在γ=0处进行m阶Talor级数展开得到辅助回归方程式（19）。
其中，j=1，2分别表示模型（12）和模型（13），uit*=uit+Rmlnfdiit·qit，Rm为Talor级数展开残差余项，但在原假设H0：θj11=θj11=…=θj1m=0成立的情况下，{uit*}=
{uit}，因此不会影响扰动项的渐进分布理论，对系数估计不会产生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式（19）进行OLS估计，采用LM、F和pseudo LRT三种检验方式检验原假设H0是否成立，若拒绝原假设则证明存在非线性关系，反之，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正如表1所示，m=1至m=4的三种检验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或FDI累积阶段的不同，FDI均对环境污染产生了非线性的作用关系，可以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方法对模型（12）和（13）进行估计和分析。
4.1.2 转换函数个数检验
在非线性检验的基础上，需要确定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的转换函数个数。首先假设存在1个转换函数，则需要考虑带有2个转换函数的模型形式如下：
在式（21）基础上，通过LM和LMF统计量检验假设H0：θj21=θj21=…=θj2m=0，若接受原假设则证明存在1个转换函数，若拒绝原假设，则至少存在2个转换函数。这时再假设存在2个转换函数，需要对3个转换函数的模型形式Talor展开进行检验。对上述过程反复进行，直到确定转换函数个数。因此，由图1可以得出，以lnpgdpit和lnfdiit为转换变量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分别存在2个转换函数和1个转换函数。
4.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非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的基础上，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Nonlinear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NLS）方法对面板平滑转移模型（12）和（13）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系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得，在以人均收入水平（lnpgdpit）为转换
变量的模型（12）和以FDI自身累积量（lnfdiit）为转换变量的模型（13）中，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发投入并没有抑制环境污染的降低，这可能是因为研发投入提高了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但对偏向于环保类技术的提升水平有限。另外，“资本替代”现象的存在使得本该用于研发的支出用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并没有真正用于研发投入，进而加剧了环境污染。
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因为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转型升级，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逐渐减弱，如图1所示。此外，我国是通过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增长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即使在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近年来以采选业为主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率持续大幅下降，如煤炭采选业产出增长率由2004年的42.28%下降到了2013年的11.62%，几乎为原来的1/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甚至由83.70%下降到了3.42%。因此，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污染影响关系呈现不显著特征。
模型（12）中，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模型（13）中，产业集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总体而言，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但显著性较差。主要原因是我国大部分城市中，政府推动的产业集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产业集聚以重工业为主，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得以快速显现，产能迅速扩张、资源大量消耗引致污染物排放持续迅速上升。但是，产业集聚亦使得政府通过建立公共治污设备，对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行补贴，来促使企业对污染排放物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处理，降低边际治污成本，使得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程度有所降低。此外，产业集聚规模外部性还会吸引“分解者”进入，实现“循环经济”，对产业集团内部分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污染物进行再次循环利用，形成产业链条或产业网络，延伸了产业集团内的生态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恶化趋势。因此，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相互叠加，导致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显著性较差
在模型（12）和模型（13）中，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呈现出非对称性特征，本文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4.2.1 转换函数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不同累积阶段的转换特征，本文绘制了转换函数值与转换变量之间关系图，如图2和图3所示。
根据图2的转换函数图和表2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结果可得，在以lnpgdpit为转换变量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2个转换机制，本文分别称之为机制1（G1）和机制2（G2），机制1的位置参数为0.527，机制2的位置参数为1.027，但两种机制的转换斜率差异较大，机制1的转换速度明显小于机制2的转换速度，即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存在2次结构变化，第一次转变比较平缓，第二次转换较快且迅速实现均衡。同理，图3为FDI随自身累积量lnfdiit的不同对环境污染呈现的变动特征，其影响效应在lnfdiit=1.999處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
4.2.2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系数的阶段转换特征分析
FDI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为表2中非线性部分系数与转换函数值的乘积加上线性部分系数，基于此，本文计算得到了FDI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如图4和图5所示。其中，图4表示FDI随lnpgdpit阶段转换的系数动态特征，图5表示FDI随lnfdiit阶段转换的系数动态特征，为了直观、清晰地显示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大小，本文对图4和图5纵坐标函数值做了逆序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1）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符合“污染光环”假说。图4和图5显示，FDI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一是跨国公司决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环保成本并不是其唯一考虑的因素，甚至也不是其主要考虑的因素，其在进行全球配置资源时除环保成本外，还会综合考虑制度条件、基础设施质量和劳动力成本等多个方面。以制度变量为例，Millimet和Roy[23]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只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进入产生抑制作用，对其他行业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地，Tang[24]通过将环境规制内生化发现，与跨国公司所在国的严格环境规制相近而不是宽松环境规制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FDI。
二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通过外商投资转移的、难以适应发达国家环保标准的企业也可能具有高于其本国企业的环保技术（即，发达国家环保标准>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如前所述，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反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技术水平，进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即FDI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具体而言，跨国企业通过相对较强的技术领先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引致国内有一定实力的企业竞相模仿，攫取部分超额经济利润，更多的资金投入企业内部研发过程中，通过不断累积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显著地提升环保技术水平；外资的进入打破了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生态，加剧了企业间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另外，为了节约成本，跨国企业还往往在东道国国内采购中间品，但要求国内生产的中间品达到相应质量认证标准，内资企业由于技术落后，生产产品难以满足跨国企业的质量要求，跨国公司往往会提供技术支撑，协助技术培训和设备引进，实现技术追赶甚至跨越，外资企业也会将
产品或设备出售给东道国企业，并提供技术服务，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
（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随经济发展阶段变迁呈现非线性关系。虽然在整体上FDI抑制了环境污染，但是FDI对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了非对称的影响关系。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增强，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这主要是由于FDI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间的平衡所导致的。
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即FDI通过规模效应加剧环境污染，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抑制环境污染物排放，技术效应一般占有主导地位。由于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而我国与外国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FDI技术溢出难度越来越大，使得我国已经越过技术效应的门限值，处于技术效应的下降区间[10]，规模效应相对显现出来，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程度减弱。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门限值时，人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逐渐提高，对绿色环保无污染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使得规模效应减弱，进而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系数迅速下降，最终稳定在一定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較低时期，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技术效应的相对下降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随后，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门限值后，规模效应也开始减弱，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整体上，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呈现了一定的减弱态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企业对外商企业技术扩散的吸收难度不断加大，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得到了一定程度减弱，即FDI的技术效应减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3—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9.6%，而该时期世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4%、0.5%，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也仅为6.5%。因此，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显著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促使FDI的技术效应和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减弱。
（3）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随自身变化产生非对称效应。根据图5可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随FDI累积量的不同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在FDI投入较低时期，其对环境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一旦超过门限值，FDI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便显现出来，即在FDI投入较少的地区或时间点，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直到积累到一定程度，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才得以发挥。
在FDI投入较低阶段，我国引入的外资中虽然以人均排放量多、污染密集程度高的行业或企业为主，比如能源密集型行业、化学化工行业等，但是由于其投资规模小、污染排放少，对环境质量的负向影响十分有限。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挤压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促使内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出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环境污染物排放，使得该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正负影响相互抵消，进而使得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当FDI投入逐渐累积时，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参与广度、深度均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投入力度加大，环境友好型的投资特征十分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2005—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项目中以污染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出现了明显下降，第三产业的占比则显著上升，例如外商投资项目中以批发零售业、租赁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由24.21%上涨到了77.17%，其中批发零售业由5.91%上涨到了34.45%，年均增长率达15.93%，而以制造业、房地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则由73.37%下降到了20.51%，其中制造业比重的年均下降率为15.86%，因此，FDI投资结构的升级是导致FDI实现抑制环境污染排放效应的重要原因。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者”两种对立的假说，构建了FDI对环境污染阶段转换的理论模型，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了FDI随着经济发展阶段、FDI自身累积量转换下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论如下：
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资本替代”现象的存在使得研发投入对偏向环保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因此加剧了环境污染物排放。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程度逐渐变弱，使得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叠加，导致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显著性也较差。
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吸引FDI的优势并不是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此外，转移的发达國家企业往往通过“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技术外溢机制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
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形下，FDI的技术效应不断减弱，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也随之减弱。在FDI累积较低的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
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引进FDI，发挥FDI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但是应该打破原有FDI引入结构的“惯性效应”，实行严格的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吸引高技术、高环保、高标准的“三高”以及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三低”跨国企业入驻，充分发挥FDI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功能。在吸引高质量FDI的过程中，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提高服务水平不断降低跨国企业进入成本，例如提高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以及集聚程度，降低跨国企业进入的信息成本，为高质量FDI的进入提供有效土壤，但要避免城市间为吸引FDI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之中，须中央政府建立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使地方政府树立“富邻”意识，切实根据城市自身禀赋吸引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FDI。
第二，根据FDI随自身累积量变动对环境污染的非对称影响，FDI累积量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才能显现，但是我国城市间FDI存在着严重失衡现象，“东多西少”现象十分突出。各级政府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基于此目标，政府可以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降低跨国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的成本，以制度优势促进FDI的合理流动。
第三，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发展而自发调节、改善并不是最优路径，这仅仅是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一条客观规律，而不应该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借口。政府应弱化对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盲目推崇，对“市场调节”与“行政干预”进行相机选择，加强二者的有效衔接，对企业加强环境规制，同时引导企业偏向清洁技术。同时，充分考虑当地企业的现实情况，如创新难易程度、要素禀赋和创新成本等，采用“因地制宜”、“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案扶持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在部分自主创新能力有限的地区，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国外绿色技术，并加以学习、消化吸收，实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最后再进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随污染、随治理”，“高技术、低排放”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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