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 要：在讨论关于南宋民间信仰的变化时，韩森更多地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等多元角度，来具体论述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与众不同。他将全书的重心放在“惟灵是信”这一基本概念上，扩展讨论了南宋时期，民间信仰与民众的关系、国家的封赐和区域性发展等多个方面。本文将结合现有的有关研究，和具体的史料来梳理分析全书。
关键词：南宋；民间信仰；变化
国内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有所突破，在这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神祗由来的探索和追溯，而到了90年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和国家、社会、政治等相结合，学者们开拓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角度，而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民间信仰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生活上。而本文正是旨在对书中提到的民间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并对其行文中展现出来的新颖的研究角度及思路加以探析和思考。
作为一本来自外国学者的著作，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结合了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更多地以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民间宗教，拓展了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在将本书置于12到13世纪的唐宋大变革的背景下外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神祗神职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从地区神到区域性神祗变化等多个研究角度。同时，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又极为新颖和丰富，通过使用庙记碑文、《夷坚志》等私人志怪笔记小说，以及官方文献《宋会要辑稿》等，采用官方史料与非官方史料结合运用的方法来例证自己的很多观点。
本书主要从南宋社会生活变迁的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宗教的变化，涉及了如政治、商业和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的。而从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惟灵是信”这一独特角度来作为该书写作的基准，即她认为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信仰单独某一个宗教，中国人信奉神祗的原则向来以“灵验”与否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可以存在同时信仰和侍奉多个宗教和神祗的情况的。本书加上绪论和结论一共由七个章节构成，从第二到第六个章节分别是“民众的选择”、“理解神祗”、“封赐”、“湖州个案”、“区域性祠祀的兴起”。
在第二个章节中，通过讲述如《夷坚志》的作者洪迈亲戚及徐兢出海的故事，作者表明了民众会按照灵验与否的标准，向不同的神灵寻求保护和祈求帮助，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危险而自身无可奈何的情境之時。同时，人宋代时期，人们逐渐对神祗崇拜本身的形象产生了变化，开始由动物神崇拜慢慢转变为对人的崇拜，尤其是那些平民神祗的大量出现。而民间宗教的日渐流行，也影响了佛道儒三家的发展和传播，为了更好地吸引信众，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民间宗教所独具的特征来信仰普通民众。贾二强就曾经指出，唐宋时期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渐渐吸收诸多民间信仰的特征而获得了大量底层人民的信仰。
第三章的关键在于“人神互惠”，即人通过祈求神祗来实现所愿，而神祗则依附于人类而继续存在，向人类寻求塑像和祠庙等的汇报，且人与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神的表现都与人类一致。如亦正亦邪的“五通神”，既可能接受人们的祈求而降下好运，又如人类社会的恶人般无恶不作。其中，神祗神职的变化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在拥有必备的消灾解难的本领外，部分神祗也开始拥有商业头脑，指点人们获得财富，这不得不说与当时昌盛的商业活动密不可分。
第四章通过官方史料《宋会要辑稿》和私人著作《夷坚志》的结合运用来说明国家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在本章中，国家、地方官府和地方精英因民间信仰的封赐问题而紧密相连，国家通过承认地方信仰、封赐相关祠庙来了解并掌握地方，此外，韩明士在其著作《道与庶道》中认为地方上的精英可能是这些地方信仰最大的推动者和支持者，这和韩森书中“地方官员通过上报神祗来获得精英们的支持”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至少在本书中，朝廷与地方通过这些地方神祗而联系在一起并且达成了共识，国家通过封赐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而地方则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
第五章中以湖州地区这个长江三角洲的典型地区为案例，介绍了南宋时期湖州地区神祗崇拜的变化，揭示了湖州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种以某个具有典型代表性地区为例来分析该地民间信仰变化的方法，在21世纪后的硕士论文中也颇为常见。
在第六章当中，作者论述了一个12到13世纪民间信仰发展的现象——从流行于某一城或镇的地方性神祗到在大范围内传播的地域性神祗的变化。作者借助了五显、梓潼、天妃、张王等神祗，它们从北宋初年的地方性神祗到后来传播各地的区域性神祗的变化，证明了宋朝这种民间信仰的变化，并特别强调了民众对“灵验”的信仰和商业革命在信仰神祗崇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皮庆生的《他乡之神》一文中，作者同样作证了宋朝时期发生的这种打破传播“祭不越望”的民间信仰传播现象，只不过在该文中，皮庆生更多地将此种现象归结于朝廷、地区官员、释道人员以及士人等的共同作用结果。
本书这几个章节的写作角度新颖，摆脱了90年代之前民间信仰围绕对神祗源头的追溯，为神祗崇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诸如国家、地方与神祗关系的探讨、对区域性神祗的研究介绍，尤其是分析商业变革对民间信仰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韩森将本书放置于“唐宋大变革”的历史主题之下，而就是在这一大背景的预设之下，作者讨论了本书的两大重点：唐宋变革下的商业革命对神祗神职的变化的影响及区域性神祗的传播问题。并且，她认为商业变革引起人们生活变化的同时，对人们信仰的神祗也产生了影响，对应于更多投入商业发展浪潮的社会大众，神祗也开始拥有商业头脑，拥有发财致富的神职。同样地，商人由于其特殊的职业流动，使其信奉的神祗也开始传播各地，开始区域性神祗的流行，这一切理论的基础都是韩森预设的唐宋大变革的结果。诚然，商业革命引起的神祗崇拜的变化在当时是个新颖的研究方向，但是，文章的预设性太强，过分强调了商业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区域性神祗的论述上，正如皮庆生评价韩森“只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此外，韩森后来自己表示存在民间宗教导致经济变化的可能性这一完全颠覆的论点，在这点上不仅敢于突破自己曾经的观点，而且打破了以往学者认为的经济决定文化的范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思想等的判断模式，开始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研究。
在论述国家封赐相关神祗时，韩森认为朝廷封赐的标准是承认那些灵验的神祠，而且封赐的过程完全是官僚等级制度在民间宗教界的再现，不过官方并不是对所有灵验的神祠进行封赐，这中间的原因可能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涉及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地方与地方精英人士的关系问题。韩森认为地方官员出于对精英人士的笼络而向朝廷申请封赐，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可以形成一个联盟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地方，但是对于民间信仰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韩森并没有详细地展开分析，只是指出神祗碑文的写作者多为地方有权势之人。总的来说，封赐神祗的关键还是掌握在朝廷和官府的手中。
除此以外，正如本人在前文所提到的，本书在历史材料的运用上颇具新意，尤其是在国家封赐这一部分，包括了私人笔记、志怪小说、篆刻碑文等私人资料和《宋会要辑稿》这样官方史料的运用，将对祠庙的这样封赐活动通过碑铭文件、《宋会要辑稿》和《夷坚志》结合比较，即用不同的文献的不同说法来说明同一个事件，这是多角度地把握一个历史事件所需要的。在对志怪小说《夷坚志》的运用上，韩森主张强调了其作者洪迈在记录这些故事时的谨慎态度，来力证其使用该笔记小说的严谨性，也正是通过该书的运用才展现了官方史料中无法见到的，宋人在崇拜神祗时的真实状态和心理变化；同样地，一起被运用的碑文则详细地记录了封赐的细节和相关人员的信息等。多样的史料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研究可能，有利于学者更深入于对问题的理解，这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马旷源.论“五通神”[J].楚雄师专学报，1994（2）：24-29.
[3]（美）韩明士.道与庶道 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J].历史研究，2007，（03）.
作者简介：
徐彩虹（1993—），女，汉族，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中国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在读。
摘 要：在讨论关于南宋民间信仰的变化时，韩森更多地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等多元角度，来具体论述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与众不同。他将全书的重心放在“惟灵是信”这一基本概念上，扩展讨论了南宋时期，民间信仰与民众的关系、国家的封赐和区域性发展等多个方面。本文将结合现有的有关研究，和具体的史料来梳理分析全书。
关键词：南宋；民间信仰；变化
国内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有所突破，在这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神祗由来的探索和追溯，而到了90年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和国家、社会、政治等相结合，学者们开拓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角度，而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民间信仰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生活上。而本文正是旨在对书中提到的民间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并对其行文中展现出来的新颖的研究角度及思路加以探析和思考。
作为一本来自外国学者的著作，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结合了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更多地以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民间宗教，拓展了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在将本书置于12到13世纪的唐宋大变革的背景下外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神祗神职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从地区神到区域性神祗变化等多个研究角度。同时，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又极为新颖和丰富，通过使用庙记碑文、《夷坚志》等私人志怪笔记小说，以及官方文献《宋会要辑稿》等，采用官方史料与非官方史料结合运用的方法来例证自己的很多观点。
本书主要从南宋社会生活变迁的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宗教的变化，涉及了如政治、商业和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的。而从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惟灵是信”这一独特角度来作为该书写作的基准，即她认为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信仰单独某一个宗教，中国人信奉神祗的原则向来以“灵验”与否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可以存在同时信仰和侍奉多个宗教和神祗的情况的。本书加上绪论和结论一共由七个章节构成，从第二到第六个章节分别是“民众的选择”、“理解神祗”、“封赐”、“湖州个案”、“区域性祠祀的兴起”。
在第二个章节中，通过讲述如《夷坚志》的作者洪迈亲戚及徐兢出海的故事，作者表明了民众会按照灵验与否的标准，向不同的神灵寻求保护和祈求帮助，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危险而自身无可奈何的情境之時。同时，人宋代时期，人们逐渐对神祗崇拜本身的形象产生了变化，开始由动物神崇拜慢慢转变为对人的崇拜，尤其是那些平民神祗的大量出现。而民间宗教的日渐流行，也影响了佛道儒三家的发展和传播，为了更好地吸引信众，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民间宗教所独具的特征来信仰普通民众。贾二强就曾经指出，唐宋时期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渐渐吸收诸多民间信仰的特征而获得了大量底层人民的信仰。
第三章的关键在于“人神互惠”，即人通过祈求神祗来实现所愿，而神祗则依附于人类而继续存在，向人类寻求塑像和祠庙等的汇报，且人与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神的表现都与人类一致。如亦正亦邪的“五通神”，既可能接受人们的祈求而降下好运，又如人类社会的恶人般无恶不作。其中，神祗神职的变化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在拥有必备的消灾解难的本领外，部分神祗也开始拥有商业头脑，指点人们获得财富，这不得不说与当时昌盛的商业活动密不可分。
第四章通过官方史料《宋会要辑稿》和私人著作《夷坚志》的结合运用来说明国家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在本章中，国家、地方官府和地方精英因民间信仰的封赐问题而紧密相连，国家通过承认地方信仰、封赐相关祠庙来了解并掌握地方，此外，韩明士在其著作《道与庶道》中认为地方上的精英可能是这些地方信仰最大的推动者和支持者，这和韩森书中“地方官员通过上报神祗来获得精英们的支持”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至少在本书中，朝廷与地方通过这些地方神祗而联系在一起并且达成了共识，国家通过封赐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而地方则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
第五章中以湖州地区这个长江三角洲的典型地区为案例，介绍了南宋时期湖州地区神祗崇拜的变化，揭示了湖州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种以某个具有典型代表性地区为例来分析该地民间信仰变化的方法，在21世纪后的硕士论文中也颇为常见。
在第六章当中，作者论述了一个12到13世纪民间信仰发展的现象——从流行于某一城或镇的地方性神祗到在大范围内传播的地域性神祗的变化。作者借助了五显、梓潼、天妃、张王等神祗，它们从北宋初年的地方性神祗到后来传播各地的区域性神祗的变化，证明了宋朝这种民间信仰的变化，并特别强调了民众对“灵验”的信仰和商业革命在信仰神祗崇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皮庆生的《他乡之神》一文中，作者同样作证了宋朝时期发生的这种打破传播“祭不越望”的民间信仰传播现象，只不过在该文中，皮庆生更多地将此种现象归结于朝廷、地区官员、释道人员以及士人等的共同作用结果。
本书这几个章节的写作角度新颖，摆脱了90年代之前民间信仰围绕对神祗源头的追溯，为神祗崇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诸如国家、地方与神祗关系的探讨、对区域性神祗的研究介绍，尤其是分析商业变革对民间信仰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韩森将本书放置于“唐宋大变革”的历史主题之下，而就是在这一大背景的预设之下，作者讨论了本书的两大重点：唐宋变革下的商业革命对神祗神职的变化的影响及区域性神祗的传播问题。并且，她认为商业变革引起人们生活变化的同时，对人们信仰的神祗也产生了影响，对应于更多投入商业发展浪潮的社会大众，神祗也开始拥有商业头脑，拥有发财致富的神职。同样地，商人由于其特殊的职业流动，使其信奉的神祗也开始传播各地，开始区域性神祗的流行，这一切理论的基础都是韩森预设的唐宋大变革的结果。诚然，商业革命引起的神祗崇拜的变化在当时是个新颖的研究方向，但是，文章的预设性太强，过分强调了商业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区域性神祗的论述上，正如皮庆生评价韩森“只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此外，韩森后来自己表示存在民间宗教导致经济变化的可能性这一完全颠覆的论点，在这点上不仅敢于突破自己曾经的观点，而且打破了以往学者认为的经济决定文化的范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思想等的判断模式，开始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研究。
在论述国家封赐相关神祗时，韩森认为朝廷封赐的标准是承认那些灵验的神祠，而且封赐的过程完全是官僚等级制度在民间宗教界的再现，不过官方并不是对所有灵验的神祠进行封赐，这中间的原因可能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涉及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地方与地方精英人士的关系问题。韩森认为地方官员出于对精英人士的笼络而向朝廷申请封赐，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可以形成一个联盟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地方，但是对于民间信仰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韩森并没有详细地展开分析，只是指出神祗碑文的写作者多为地方有权势之人。总的来说，封赐神祗的关键还是掌握在朝廷和官府的手中。
除此以外，正如本人在前文所提到的，本书在历史材料的运用上颇具新意，尤其是在国家封赐这一部分，包括了私人笔记、志怪小说、篆刻碑文等私人资料和《宋会要辑稿》这样官方史料的运用，将对祠庙的这样封赐活动通过碑铭文件、《宋会要辑稿》和《夷坚志》结合比较，即用不同的文献的不同说法来说明同一个事件，这是多角度地把握一个历史事件所需要的。在对志怪小说《夷坚志》的运用上，韩森主张强调了其作者洪迈在记录这些故事时的谨慎态度，来力证其使用该笔记小说的严谨性，也正是通过该书的运用才展现了官方史料中无法见到的，宋人在崇拜神祗时的真实状态和心理变化；同样地，一起被运用的碑文则详细地记录了封赐的细节和相关人员的信息等。多样的史料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研究可能，有利于学者更深入于对问题的理解，这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马旷源.论“五通神”[J].楚雄师专学报，1994（2）：24-29.
[3]（美）韩明士.道与庶道 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J].历史研究，2007，（03）.
作者简介：
徐彩虹（1993—），女，汉族，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中国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