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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我国著名妇产科学家、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张惜阴教授病逝,享年92岁。半个多世纪的杏林岁月,张惜阴与老伴朱无难这对医学伉俪,携手同行,为我国医学界作出巨大贡献。
这个曾亲手将无数小生命迎接到人世间的老人,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安详而宁静。但人们相信她没有走远,路过那幢老人曾日夜奋战的“红房子”时,仿佛依然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98岁的朱无难教授捧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惜阴,你走好。”
上海闺女与湘伢子的爱情
“因为我的名字叫惜阴,所以常以爱惜光阴来自勉。”刚读小学时,扎着小辫、长相清秀的张惜阴,经常会这样勉励自己。1926年1月,张惜阴出生在江苏无锡,父母都是有学识的人,给女儿取的名字,饱含希冀。
张惜阴的启蒙老师是母亲,牙牙学语时,母亲就引导她读书识字。拿到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时,张惜阴能认识上面大部分的字,成绩也自然稳居全班第一。
1938年2月,抗战期间,当时12岁的张惜阴跟着父母逃难来到上海。动荡的时局,并没影响她的求知欲。1943年秋天,张惜阴考入上海医学院。一向很有主见的她,学医也是自己的选择,她对父母说:“学医,就能掌握一门技艺,将来我可以不靠别人,独立生活。”父母觉得有道理,无论条件多艰苦,都全力支持女儿完成学业。
1949年,张惜阴读完医学本科,进入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人喜欢称为“红房子医院”)。妇科,是张惜阴主攻的医学方向。勤奋好学的她,在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出头时,她就在医院组建了肿瘤病房,制定各种妇科手术、放疗、化疗规范。
1953年7月,张惜阴参加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办的全国医学院教师俄语进修班,其间,她認识了一个名叫朱无难的同学。
“我来自上海,你呢?”张惜阴问。“我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来。”朱无难幽默地回答。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张惜阴睁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笑得一脸憨厚的小伙。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张惜阴得知,朱无难的话并非玩笑。朱无难比他大6岁,来自湖南长沙,在长沙湘雅医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朱无难主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联合医疗队,上战场救治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
张惜阴对眼前这个正气凛然的小伙钦佩不已,激动地说:“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一定和你一起去战场上救人。”朱无难没想到,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孩,竟如男儿般义薄云天。
“我以前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读书,1938年日本人打进湖南,我们学校搬到贵州贵阳一个叫‘石硐坡’的山上,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晚自修看显微镜,全靠菜油灯。”学业之余,朱无难会给张惜阴讲讲自己的求学经历,“不仅没有电,连水都很少,女同学每天有一瓢热水洗漱,男同学什么也没有,我们去提要求,老师说:‘你们也要热水?没问题,从明天起,所有实验课停了,省下经费,买煤烧水。’我们听了直摇头,还是不要热水了,做实验要紧。”
朱无难故意学老师说话的口气,一本正经地把音调抬高八度,张惜阴“噗嗤”一声笑了。朱无难愈发讲得起劲:“那时候学校没那么多桌子椅子,怎么办?老师把四条腿的白木板长凳,当中锯断,在断掉的一段上装一条腿,一把四腿凳就成了两把三腿凳,每人一把,自管自用。三条腿不太稳,经常上课上到一半,有同学‘啪’的摔个底朝天……”
“日本人来轰炸,你们是不是也要抱着三条腿的凳子到处跑啊?”张惜阴觉得朱无难的经历虽然有趣,但更多的是心酸。
朱无难说:“我们会把三条腿凳挂到肩膀上,这样跑起来快。”
30秒,非洲热土上的生死时速
在愉快而自然的交谈中,朱无难和张惜阴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1945年,朱无难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1955年,朱无难又调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职,开始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肝病学及胃肠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婚后,两人先后有了女儿朱文合和儿子朱希洛。1960年秋天,张惜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1月,张惜阴前往非洲多哥共和国,参加为期800多天的医疗援助工作。那些日子,张惜阴平均每天要看20多位妇产科病人,先后迎接了1000多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次,一名非洲孕妇产下一名女婴,女婴出生后1分钟内无自主呼吸,嘴唇出现暗紫色,全身皮肤呈现青紫色,情况十分危急。张惜阴保持镇定,立即对女婴的情况作出判断,清除完女婴口腔、呼吸道内黏液后,她又用温热的毛巾擦拭女婴头部及全身,然后用布将她的肩部垫高,使颈部伸展开来。见女婴的肤色渐渐转为正常,张惜阴怕打她的足底,并摩擦其背部,女婴终于有了呼吸,并“哇”地哭了出来。
一系列抢救措施,张惜阴是在半分钟内完成的,见女婴脱离危险,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在非洲的那些日子,她先后处理了130名左右的新生儿窒息案例。
张惜阴的医术和品德,得到非洲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虽然语言不通,但笑容是无国界的,很多非洲人见到张惜阴,都会报以灿烂的微笑,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还会送上一个热情的拥抱。张惜阴轰动非洲医学界的事,是她为当时43岁的非洲女子希卜莱切除了40公斤重的巨大腹部囊肿。在张惜阴完成使命,离开非洲那天,希卜莱特意赶来送别。她拉着张惜阴的手,又哭又笑,还有心地学会了几句中国话:“张惜阴医生,谢谢您,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您。” 张惜阴奋战在医学前线的同时,丈夫朱无难在攻克着一道道医术上的难关。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自然灾害期间,不少人出现肝脏肿大,转氨酶增高。如要查出其中原因,必须提取一部分肝脏组织。在那个年代,医生通常是使用一根带有两片刀叶的粗针,插入肝脏,提取组织,进行活检。这种方式非常危险,容易导致病人肝脏出血不止。当时,朱无难得知外国有一种针,一秒钟就能进行肝脏穿刺操作,提取肝脏组织同时很少出血。他辗转托朋友从国外带来这种针,然后跑到上海一家制针的工厂,和工程师探讨,能否做出一根一模一样的针。
一个多月里,朱无难几乎每天一下班就往制针厂跑,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根内径1.8mm的穿刺针终于制成。在之后的临床应用中,这根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极大减少了病人的危险与痛苦。很快,上海的一些儿童医院纷纷来讨教,朱无难又开始跑制针厂,和工程师制作出一根内径1.2mm的儿科穿刺针,广泛应用于儿童的肝脏活检。
张惜阴和朱无难这对医学伉俪,不仅在医学上齐头并进,生活中也几乎形影不离。一有空,他们就会一起回长沙探亲。张惜阴对朱无难的亲人都很好,会带很多上海特产给他们。有一年,朱无难大哥朱云仙的儿子上小学了,张惜阴寄了一双上海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蓝色回力球鞋和一双中筒橡胶鞋给他,还写信鼓励孩子,人生的道路上难免遇到崎岖坎坷,只要坚持向前,就能看到光明。
1975年,朱无难邀请姐姐朱兰馨等亲戚到上海玩,张惜阴特意请假,全程陪同。夫妻俩带着他们去了上海有名的红房子西餐馆吃饭。因为人多,当时店里牛排只剩下3份,张惜阴说:“牛排都给姐姐他们吃,我和无难吃猪排,对了,别忘了罗宋汤,每人来一份。”
医生的本职就是“爱”
对亲人悉心关怀的张惜阴,对病人也一样。她常对年轻的后辈说:“医生的主要本职是什么?我认为就一个字——爱。你要时刻提醒自己,对待病人要有爱心。“每天检查病房,张惜阴脸上总挂着温暖的微笑。
长年的求学生涯和医学实践中,张惜阴已熟练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法语三门外国语言。1979年,因参与编辑《百科全书》妇科部分内容的需要,她开始自学日语。
思维敏捷的张惜阴,学日语时还身兼多职,她在听日语教学录音带时,会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和家人聊着天,一心三用,似乎一点也不妨碍她掌握日语的基本语法。
1986年9月,张惜阴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传授一批批博士生时,她从来不训人,但学生们还是很信服她、尊敬她。大家都说,张惜阴教授是“不怒而威”。
1966年出生的徐丛剑,是张惜阴的得意门生。初见徐丛剑,她就很喜欢这个胖乎乎的男生。多年的师生情,已默默转化亲情,即使在医学上已有不小的成就,但徐丛剑见到张惜阴,眼神里依然充满着对长辈的依恋。
如今已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的徐丛剑常说,自己在张惜阴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还有可贵的医德。2001年春天,青岛的陈女士来上海求医,经张惜阴确诊为乳腺癌,之后,她把这个病人介绍给徐丛剑。陈女士第一次做化疗,感觉肩膀又酸又疼,当时的徐丛剑正准备下班,他立即从包里掏出一瓶药膏说:“这是我给我妈准备的,效果还不错,你试试看。”陈女士非常感激。
多年来,张惜陰培养出2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同为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无难,也是桃李满天下。到了晚年,夫妻俩虽然已不像年轻时那般忙碌,但教书育人的责职,从没懈怠过。他们常受邀外出讲学,无论谁接到任务,夫妻俩都会一起出门,然后一起回家。
天气好的时候,张惜阴喜欢长跑,沿着小区附近幽静的道路几圈跑下来,脸蛋红扑扑的,浑身充满活力。每当这时,朱无难总会打趣说:“越跑越年轻,你可别再跑了,要是‘跑’成20岁,我这糟老头子怎么办?”
86岁高龄时,儿子要给她请保姆,但张惜阴拒绝了,她坚持自己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出门坐的是公交车。
2016年,96岁的朱无难因各种器官衰老退化,只能卧床,尽管这样,他依然精神矍铄。有时,长沙老家的小辈亲戚会带着当地特产来探望他,他会特别开心。一个人时,他会发出“呼呼”的声音,他说:“我躺在床上,也要做运动,这样的‘呼呼’,我是在做呼吸运动。”
让朱无难无比悲痛的是,2018年11月22日早上7点09分,92岁的老伴张惜阴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逝。任凭孩子们在一旁如何安慰,老人依然泪流满面,捧着夫妻俩的照片,痛苦不已。
2018年11月24日下午,张惜阴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无数医学界人士前来表示哀悼,她的儿子朱希洛致答谢词。
告别仪式上,来了一位62岁的上海老阿姨,她在一旁悄悄落泪,嘴里默默说道:“我妈当年生我时,难产,是您保住了我们母女的命。张医生,您慢慢走,我来送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