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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0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感恩思想。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尤其是全国名校的复旦学子，在黄山遇险获救以及救援民警张宁海不幸罹难后，不但不感恩，反而集体冷漠，这种冷漠对罹难的英雄是冷酷，对活着的人是寒心啊！在愤恨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集体冷漠？为什么会出现在高素质的大学生身上？
能考入复旦大学，这些学子的智商是高的，这不用怀疑，可他们的情商成正比例的高吗？18名被救者缺乏人性，更不人道，让人寒心，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但是，当他们成为万炮齐轰的靶子时，是不是应该思考这靶子是谁塑造的？家庭、学校、社会有没有过错？”
———《复旦学子集体冷漠，谁之过？》
近日在“红雨书士的博客”里读到以上文字，忽然想起前几年前徐卫老师《学生“冷漠”谁之过》一文中提到过的一堂很有警示作用的公开课：
一位老师给孩子们讲《狐狸和乌鸦》一文，在引导孩子们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狐狸吃到乌鸦嘴里的肉”这样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面对着孩子们想出来的在徐卫老师看来是很“残忍”“缺乏环保意识”乃至是“恐怖”的各种办法，这位老师的评语却是“很有创意”、“真是绝了”等等极为赞赏的语句。
作者徐卫在文章最后评论到：“面对自认为成功的教师和兴奋不已的孩子们，我心中涌起的何止是悲哀。在这个故事里，虽然乌鸦爱慕虚荣，成了大家的笑料，但也绝对是一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去同情。遗憾的是，在孩子们千奇百怪的回答中，哪还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在教师的诱导下，他们都成了狐狸的帮凶”。
“行文至此，‘学生冷漠谁之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谁之过’，不好说，‘谁有过’是显而易见的吧！” （《班主任之友》）
以上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乎是一致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一部分了答案，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应就此停止。老师的冷漠显而易见，老师的引导方式有误也毋庸置疑，但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位老师无意识中的冷漠和误导呢（这位老师不是自认为引导成功、高明而与受了误导的学生一起兴奋不已吗？）
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年龄有多大，但这件事让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指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那时候，我们无论是从课本上，老师、周围人的口中还是从广播里，读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式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和口号，看到的大多是对“黑五类”“反革命”的游街、批斗，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良知”，“仁慈”，“人性”这样的字眼；小男孩们常玩的游戏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抓住一只小蜜蜂，扯去翅膀和腿；捉住一只小鸟，要么活拧头，要么活拔毛，要么活火烧，要么活埋；抓住一只青蛙，要么活剥皮，要么腚眼里插一根管子，将青蛙吹鼓了，扔到疾驶而来的车轮底下，听那一声爆响，看那一滩模糊的血肉。当时有谁阻止过我们呢？！写到作文里，得到的评语往往是：“生动，形象，勇敢”。甚至有一回还给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老师教育大家把这种聪明和勇敢运用到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中去。有一次倒是碰到了一位塔尔寺的老喇嘛，从我们几个正听得过瘾，看得最刺激的小孩手中花两元钱买走了五只还没有遭到厄运的青蛙。（据大人讲，那叫“放生”，是迷信。把现在看来是一种很仁慈、很宝贵的行为批定为迷信，是可笑，还是可悲？！）当时我们想的只是怎样花那两元钱和怎样捉更多的青蛙卖给老喇嘛，而不是老喇嘛为什么要花在当时看来是很多的两元钱买走青蛙去放生。
有了这样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还能认为上述那位老师的误导是有意识的吗？不，绝对不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良好动机和愿望的行为，但结果却是可悲和可怕的。
通过以上事例和反思我想說明的是：由于以往我们所受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我们老师，或者说是几代人身上造成了许多在观念、思想、情感上的偏差和缺失，而对此我们往往是无意识的。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老师（包括我们的家长，社会）像以上那位老师一样，把我们自己在观念、思想、情感上的偏差和缺失，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到了我们的教育对象身上，不仅造就了新的个体无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为今后我们的教育对象个体生活悲剧，社会悲剧的发生打下了无意识的伏笔，而且有时候还是立竿见影，直接导致现实教育悲剧的发生：
面对建立在“人性”、“良知”、“仁慈”理想之上的现代德育或者说人格塑造的教育任务，我们老师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我们既要面对和努力弥补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种种不足，还要面对和纠正弥补我们的教育对象（包括家长）在过去的受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氛围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种种偏差和缺失，更要面对和抗衡来自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消极影响。写到这里，我突然感悟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教育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育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两句话中所蕴含的那一份辛酸和悲壮。
作为以往教育中种种偏差和缺失的受害者，我们把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归咎于历史是无意义的，毕竟，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和无奈性。再者，回顾历史是为了清醒地把握现实和未来，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以求个人的心安理得。作为社会现实责任和历史责任的承担者，我们无法回避现实和未来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勇敢面对我们德育教育工作的现实，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问题是，该怎样冲破我们身陷其中的重重包围呢？这似乎是一个该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社会学家共同承担研究的大课题，毕竟，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理念的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人格的重新塑造，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作为普通教师的我们，要是对以下几段话予以深刻思考并努力付诸教育实践的话，我想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德育工作会很有帮助：
“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赛跑”。（H..G..威尔斯）
“仅有知识和技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尊严”。（爱因斯坦）
“人性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庞振超）
德育不是粗线条勾勒，而是工笔式的精雕细刻。（笔者自语）
德育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向人的灵魂深处的挺进。（笔者自语）
康德说：“世界万物非瞬息之作！”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与开拓者，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递者，我们在行进的道路上，必然要承受使徒式的艰辛与痛苦，但只要我们想想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及其优秀的子孙们，只要我们听听来自人类心灵深处对善良与仁慈、和平与安宁的深情期盼与呼唤，只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我们神圣的使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从点滴做起，为之奋斗不息，我们就无愧于学生，无愧于家长，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类！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感恩思想。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尤其是全国名校的复旦学子，在黄山遇险获救以及救援民警张宁海不幸罹难后，不但不感恩，反而集体冷漠，这种冷漠对罹难的英雄是冷酷，对活着的人是寒心啊！在愤恨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集体冷漠？为什么会出现在高素质的大学生身上？
能考入复旦大学，这些学子的智商是高的，这不用怀疑，可他们的情商成正比例的高吗？18名被救者缺乏人性，更不人道，让人寒心，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但是，当他们成为万炮齐轰的靶子时，是不是应该思考这靶子是谁塑造的？家庭、学校、社会有没有过错？”
———《复旦学子集体冷漠，谁之过？》
近日在“红雨书士的博客”里读到以上文字，忽然想起前几年前徐卫老师《学生“冷漠”谁之过》一文中提到过的一堂很有警示作用的公开课：
一位老师给孩子们讲《狐狸和乌鸦》一文，在引导孩子们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狐狸吃到乌鸦嘴里的肉”这样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面对着孩子们想出来的在徐卫老师看来是很“残忍”“缺乏环保意识”乃至是“恐怖”的各种办法，这位老师的评语却是“很有创意”、“真是绝了”等等极为赞赏的语句。
作者徐卫在文章最后评论到：“面对自认为成功的教师和兴奋不已的孩子们，我心中涌起的何止是悲哀。在这个故事里，虽然乌鸦爱慕虚荣，成了大家的笑料，但也绝对是一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去同情。遗憾的是，在孩子们千奇百怪的回答中，哪还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在教师的诱导下，他们都成了狐狸的帮凶”。
“行文至此，‘学生冷漠谁之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谁之过’，不好说，‘谁有过’是显而易见的吧！” （《班主任之友》）
以上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乎是一致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一部分了答案，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应就此停止。老师的冷漠显而易见，老师的引导方式有误也毋庸置疑，但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位老师无意识中的冷漠和误导呢（这位老师不是自认为引导成功、高明而与受了误导的学生一起兴奋不已吗？）
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年龄有多大，但这件事让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指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那时候，我们无论是从课本上，老师、周围人的口中还是从广播里，读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式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和口号，看到的大多是对“黑五类”“反革命”的游街、批斗，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良知”，“仁慈”，“人性”这样的字眼；小男孩们常玩的游戏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抓住一只小蜜蜂，扯去翅膀和腿；捉住一只小鸟，要么活拧头，要么活拔毛，要么活火烧，要么活埋；抓住一只青蛙，要么活剥皮，要么腚眼里插一根管子，将青蛙吹鼓了，扔到疾驶而来的车轮底下，听那一声爆响，看那一滩模糊的血肉。当时有谁阻止过我们呢？！写到作文里，得到的评语往往是：“生动，形象，勇敢”。甚至有一回还给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老师教育大家把这种聪明和勇敢运用到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中去。有一次倒是碰到了一位塔尔寺的老喇嘛，从我们几个正听得过瘾，看得最刺激的小孩手中花两元钱买走了五只还没有遭到厄运的青蛙。（据大人讲，那叫“放生”，是迷信。把现在看来是一种很仁慈、很宝贵的行为批定为迷信，是可笑，还是可悲？！）当时我们想的只是怎样花那两元钱和怎样捉更多的青蛙卖给老喇嘛，而不是老喇嘛为什么要花在当时看来是很多的两元钱买走青蛙去放生。
有了这样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还能认为上述那位老师的误导是有意识的吗？不，绝对不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良好动机和愿望的行为，但结果却是可悲和可怕的。
通过以上事例和反思我想說明的是：由于以往我们所受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我们老师，或者说是几代人身上造成了许多在观念、思想、情感上的偏差和缺失，而对此我们往往是无意识的。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老师（包括我们的家长，社会）像以上那位老师一样，把我们自己在观念、思想、情感上的偏差和缺失，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到了我们的教育对象身上，不仅造就了新的个体无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为今后我们的教育对象个体生活悲剧，社会悲剧的发生打下了无意识的伏笔，而且有时候还是立竿见影，直接导致现实教育悲剧的发生：
面对建立在“人性”、“良知”、“仁慈”理想之上的现代德育或者说人格塑造的教育任务，我们老师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我们既要面对和努力弥补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种种不足，还要面对和纠正弥补我们的教育对象（包括家长）在过去的受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氛围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种种偏差和缺失，更要面对和抗衡来自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消极影响。写到这里，我突然感悟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教育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育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两句话中所蕴含的那一份辛酸和悲壮。
作为以往教育中种种偏差和缺失的受害者，我们把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归咎于历史是无意义的，毕竟，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和无奈性。再者，回顾历史是为了清醒地把握现实和未来，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以求个人的心安理得。作为社会现实责任和历史责任的承担者，我们无法回避现实和未来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勇敢面对我们德育教育工作的现实，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问题是，该怎样冲破我们身陷其中的重重包围呢？这似乎是一个该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社会学家共同承担研究的大课题，毕竟，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理念的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人格的重新塑造，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作为普通教师的我们，要是对以下几段话予以深刻思考并努力付诸教育实践的话，我想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德育工作会很有帮助：
“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赛跑”。（H..G..威尔斯）
“仅有知识和技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尊严”。（爱因斯坦）
“人性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庞振超）
德育不是粗线条勾勒，而是工笔式的精雕细刻。（笔者自语）
德育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向人的灵魂深处的挺进。（笔者自语）
康德说：“世界万物非瞬息之作！”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与开拓者，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递者，我们在行进的道路上，必然要承受使徒式的艰辛与痛苦，但只要我们想想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及其优秀的子孙们，只要我们听听来自人类心灵深处对善良与仁慈、和平与安宁的深情期盼与呼唤，只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我们神圣的使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从点滴做起，为之奋斗不息，我们就无愧于学生，无愧于家长，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