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当代乡土叙事在两个面向上发展比较迅速：一是逐渐走向宏大叙事，很多作家愿意在更加宏阔的视野上来审视当代乡村变化，愿意在类的意义上挖掘工业化背景下的乡村生存状态；二是逐渐走向反思叙事，愿意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比较、对立中来达到省思和批判的目的，以期获得更富有启蒙意味的身份立场。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是作家的担当意识使然，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作家创作中的必然反映。但如何能够做到更加深入细致、如何能够在作家的自我观察和体认中寻找到新的视域，则是在逐渐趋于类型化的乡村叙事潮流中考察作家经验和耐力的一项重要指正。
　　在上述背景之下，我们阅读闫耀明的短篇小说《无词歌》确实会产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情感故事。乡村留守女人在丈夫外出打工之后，独自赡养几近瘫痪的婆婆、支撑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读书和不断拒绝另外一个男人的追求。她为了慰藉个人情感，在美丽的女儿河畔营造了一个隐秘的圣洁的空间。她期望于此梳理、平复因孤寂和思念所带来的内心波澜，也期望由此获得对个人情感、道德的坚守力量。但是由于触见儿子早恋所引发的内心冲撞以及突然发现外出打工的丈夫杳无音信，女人的内心一下进入了黑暗。小说戛然而止于黑暗的开端，为读者的想象提供了诸种可能。
　　小说起笔于一次颇具唯美主义色彩的主人公自慰行为，并由此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值得指出的是，对女人自我慰藉的描写显然不是一般所可能认定的写作噱头，而是找到了刻画乡村留守女人最为原始的情感出发点。小说以此为基点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我们如何看待、考量和认识当下乡村的“情感留守”问题。在以往的写作中，我们注意到很多作品都描写了乡村留守现象，每一个人的写作思路也都不一致。但不管是描写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还是留守妇女，似乎侧重物质层面的居多，侧重生存硬度的居多，侧重物质苦难的居多，而柔性的、弹性的和隐秘的个人内心体验描写并常见。如何处理和呈现乡村留守妇女的情感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需要开拓的风景。这当然不仅仅是指留守女性的个人心灵归属问题，也指她们如何协调与周围的诸种关系（比如女人与婆婆的关系、与男人大国的关系、与儿子读书的关系等等），如何在她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的自洽和顺畅。在这样的意义上，《无词歌》的锐利就被凸显出来，并在日常的不经意间刺痛了读者。
　　二是我们如何认定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否给予其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和阅读者所极力追求的。但在漫漶无际的时光之中，常常使人有入无人之境之慨，且无所依凭。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无法在众多的生活表象之下为日常生活赋予某种本质，因此也就无法对某一场景、某一状态进行评判，甚至包括道德方面的评判。其实文学的任务就是有意味地、有角度地、有情感地进行呈现，因为再现实主义的作家也都不是生活本身，也都无法替生活说话。小说中女人的情感坍塌不是一种外在的狂风暴雨，而是一种内在的波澜，这是居于生活表象之下的无形暗流。我们无法确知她到底坍塌在哪一个环节上，哪一个流速中：是面对男人大国的追求时的某种动摇？是窥见儿子早恋时的那种猝不及防的冲撞？还是远在广东打工的丈夫电话变成空号的绝望？这些对于女人来说都是潜流，但也都是波澜，甚至也都是无法格外张扬的日常，于是生活的本质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了。正如小说所写：“女人认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说不清的，需要去体会，去感悟，能说得清的，恰恰不是生活的真谛。”。小说名为《无词歌》，其实正是为此作的注脚。
　　叙事的声音也是这篇小说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当下很多有关现代化进程的乡土写作中都充满了嘈杂、喧闹的声音，这本身并无对错。但过分的喧哗有时会对文学本身造成伤害，甚至也可能伤害读者通过作品对生活的认识。这种喧哗主要表现在叙述本身的无节制性和非品味性，比如，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多少慢条斯理的、有耐心的景物描写？还有多少充满了韵律的叙述节奏？好像并不乐观。但《无词歌》却有另外的清新。它声音单纯，叙事轻巧，节奏舒缓，描摹细致。整篇小说以静静流淌的女儿河、高悬天上的圆圆月亮和被哼唱了近二十年的无词歌为意向，巧妙地构成了可以相互支撑的叙事元素。它们反复出现在小说中，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宁静感和韵律感。这样的叙事手法与所要表达的情节、故事相互映衬，愈加凸显了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显示了作者的叙事耐心和对此类小说的精当把握。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