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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
而今透过当年《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的红军漫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但内容却非常鲜明、尖锐，一针见血，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既活跃了报纸版面，又深化了报道主题，也增强了宣传教育的效果。
红色印迹
红军漫画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成为我党我军早期革命漫画的经典。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当年的漫画：一群农民挑着粮食走在路上，旁边写着：“掮着挑着，千担万担，卖给苏维埃政府，供给红军吃。”《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也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军民对革命的支援，比如“节省一个铜板，节省一斤铜锡，为着打仗！”的口号、“红军等着24万担粮食吃！”的号召和“扩大铁的红军！”的标语，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又回到当年的苏区，回望苏区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同时创刊，《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5年8月3日停刊。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报停刊期间，《红星报》既是中革军委机关报，又代为党中央机关报，担负双重任务，到延安后，于1937年改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红色中华》报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后停刊。两报为完成“争取群众，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宣传艺术和达到的宣传效果，即使在今天，对于军事新闻的有效传播，也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由于两报当时很少有拍摄的照片，所以，最初大部分插图就是漫画，而用漫画来解读文字，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漫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就成为当时特殊的宣传手段。中央苏区是在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山区开辟的，文化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贫乏，山区农民长期处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观念陈旧而保守。因此，针对苏区军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而采用了漫画这一形式来扩大红军的宣传和共产党的影响力。
红军漫画很有特色，虽然在笔法上还略显稚拙，但主题却十分鲜明，而且寓意明确，比如，有一幅漫画是行进中的火车，车头插着红色带五角星的红旗，车厢上写着：“创造铁的红军，扩大江西红军”，以此号召来快速扩充高素质的红军。还有一面墙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兔子上方写着：“蒋介石是野地里的一只兔子”，老鼠上方写着：“冯玉祥是一只老鼠”，旁边的文字写道：“老鼠说：小白兔，小白兔，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弟弟；白兔说：老鼠，老鼠，你的尾巴长，我的尾巴短，我不是你的哥哥，你不是我的弟弟。”这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蒋介石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微妙关系，该幅漫画的落款很具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军第叁十八师一百一十四团机关枪连三班班长南志俊同志画”。
书写标语和画漫画的，大多是像南志俊这样普通的红军战士，也有一些是出自邓小平、张云逸、廖承志这样的高级指挥员之手。红军的标语和漫画，内容丰富，浅显易懂，既有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对红军纪律的宣传，也有对敌人丑恶嘴脸的辛辣讽刺，还有对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的详尽阐明，清晰的字迹、铿锵的话语和滑稽的漫画，一笔一画、一句一式，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派的罪恶，还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大无畏精神和真挚情感。廖承志在长征时曾给宋任穷画过一幅惟妙惟肖、十分生动的漫画像，陈赓在上面题词写道：“穷像”（意思是宋任穷之像），这让宋任穷每次看到漫画都笑得合不拢嘴，这张漫画也成为他们对那段艰苦而快乐岁月的深刻记忆的见证。
那时，红军对稀缺的绘画人才有着足够的重视。1928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文字宣传，如写标语，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画的人才，请中央和两省送几个来。”尽管当时苏区的条件艰苦、人才奇缺，而且出版的也只是油印报刊或壁报，但新闻漫画还是成了不可或缺的报道手段之一。莫文骅在《红军很重视美术工作》一文中就曾回忆道：“红军时代每个师都出版油印报纸，有报就有画，红七军有两个专门画画的同志，红军总政治部有好几个……”当时还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漫画作品和工农兵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农尚智、胡烈等。他们的作品如《红军的壮大》《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选举运动》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性。
1934年，《红星报》上刊登的《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是红军时期一幅非常著名的新闻漫画，说它著名，就是因为这幅漫画所反映的新闻事实是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时，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对标语和漫画宣传的内容、口径，甚至连书写的方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为规范红军标语宣传，在赣南的于都，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名义发布了134条标语。自1930年10月，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苏区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红军与白军，都不仅能分辨，而且还能解释。
《红星报》第44期，以“发展游击小组，配合红军作战，粉碎乌龟政策”的漫画十分生动、形象，游击小组是以箭头的形式射向乌龟的脚，让劳苦大众了然于胸；第48期第6版，以“五次‘围剿’第二步计划的开始”“敌人愈前进，兵力愈分散，给养运输愈困难”“苏区内的群众都武装起来加入红军”和“敌人后方发展广大的游击队，新的苏区包围了敌人”四幅漫画为一组，用这些简洁的图示告诉群众目前的局势，该做什么，怎么做，要实现什么目标，这样指导群众参加游击队，并明确当前的任务和面临的困难，使革命得到有效的支援。
《红色中华》报第100期，以“群众的报纸”为题的漫画中，很多扛着镰刀、铁锤的群众挤在报栏前，报栏上写着“红色中华报张贴处、把红色中华办成为广大群众的报纸”。群众的报纸就要报道群众的事情。第158期，以“努力收、努力种，为自己、为革命”为题的漫画就是春种、秋收；而第200期以“兴国节省粮食的女英雄”为题的漫画，三位妇女扛来一担担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红军，这些鲜活的画面，不仅是鼓动群众的最好的动员，也是历史的记录。 红色经典
彭德怀曾在《红星报》上专门发表过《扩大红军》的社论，详细讲了为什么要扩大红军和怎样扩大红军。1934年5、6、7三个月内，红军长征出发前要在中央苏区完成5万人的扩红任务，但截至6月30日就有68519人参加了红军，远远超过了扩红的预期目标，这么快的动员速度与《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长征第一渡——于都，是魏巍笔下“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出发地，也是埃德加·斯诺笔下“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有一首再现当年军民依依惜别之情的诗：
深秋星夜大地凉，月圆月缺苍穹暗；
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
红军远去别苏区，何时再能把家还；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以“十送红军”为主题的漫画就把这场景很生动地还原了出来。当年于都河畔年轻女子唱着这首歌送别红军，他们泪眼相望、生离死别的情景犹在眼前。多年以后，留在杨成武将军记忆深处的还是老表们那句“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事实证明，红军利用标语、漫画、歌曲等强有力的各种宣传手段和演话剧等全方位的宣传攻势，使红军获得苏区群众的广泛支持，也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敌人的意志和气焰，给围剿苏区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所以，1930年，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说：“我们拿什么武器呢？我们拿下面那十二个口号作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才真正是缴敌人几万支枪的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我们提出那十二个口号，就立即增加了十二军红军的力量。”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无奈地电告蒋介石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这正说明了当时的文化宣传在苏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这些形象、易懂、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的宣传，使苏区军民具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支援红军。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就是用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理解了当年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打仗与筹款”，一样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而人民的支持就需要“做群众的工作”。毛泽东强调：“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这两张报纸就架起了红军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而漫画这一通俗易懂的形式，既提高了报纸的可读性，也增强了军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红色坚守
《红色中华》报第242期，以“拥护中央政府！拥护红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题的漫画上，军民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帜；第302期，以“日寇血手又伸到华中来了！”为题的漫画中，一把滴血的刀正把“中华”作为盘中餐去切割，由此不难理解，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家仇国恨，民众在这样的漫画中感受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抗日的宣传也是红军漫画中的重要内容。在《红色中华》报第234期发出了“纪念‘九一八’，以抗日先遣队的胜利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的号召，第236期发表了“对日作战的宣言”“抗日统一战线”的动员，第237期“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去扰乱打击与消灭敌人”的具体举措与步骤，指导民众参加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这样的宣传使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反革命的武装日趋式微，并且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的漫画，让不识字的穷苦人也读懂了革命，了解了红军。红军长征出发时，苏区群众支援军费150多万元、粮食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余双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长征队伍中，每5位红军就有1位于都人，但到全国解放时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6336位，而幸存的却仅有277人；兴国县当年有23万人口，却有8万多人参加了红军，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几乎每一千米就有一位兴国籍的战士为国捐躯，真可谓是：“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当年的《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军民对革命的支援，红军漫画留下的是一串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依然要铭记的是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书写着“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的煤渣路和陈毅“手莫伸”的诗句，以及他说的“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这句话，要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的西柏坡民谣当作我们不忘本、莫丢魂、扎稳根的执政为民的根基，也只有这样，才能打赢未来的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今透过当年《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的红军漫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但内容却非常鲜明、尖锐，一针见血，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既活跃了报纸版面，又深化了报道主题，也增强了宣传教育的效果。
红色印迹
红军漫画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成为我党我军早期革命漫画的经典。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当年的漫画：一群农民挑着粮食走在路上，旁边写着：“掮着挑着，千担万担，卖给苏维埃政府，供给红军吃。”《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也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军民对革命的支援，比如“节省一个铜板，节省一斤铜锡，为着打仗！”的口号、“红军等着24万担粮食吃！”的号召和“扩大铁的红军！”的标语，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又回到当年的苏区，回望苏区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同时创刊，《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5年8月3日停刊。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报停刊期间，《红星报》既是中革军委机关报，又代为党中央机关报，担负双重任务，到延安后，于1937年改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红色中华》报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后停刊。两报为完成“争取群众，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宣传艺术和达到的宣传效果，即使在今天，对于军事新闻的有效传播，也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由于两报当时很少有拍摄的照片，所以，最初大部分插图就是漫画，而用漫画来解读文字，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漫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就成为当时特殊的宣传手段。中央苏区是在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山区开辟的，文化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贫乏，山区农民长期处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观念陈旧而保守。因此，针对苏区军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而采用了漫画这一形式来扩大红军的宣传和共产党的影响力。
红军漫画很有特色，虽然在笔法上还略显稚拙，但主题却十分鲜明，而且寓意明确，比如，有一幅漫画是行进中的火车，车头插着红色带五角星的红旗，车厢上写着：“创造铁的红军，扩大江西红军”，以此号召来快速扩充高素质的红军。还有一面墙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兔子上方写着：“蒋介石是野地里的一只兔子”，老鼠上方写着：“冯玉祥是一只老鼠”，旁边的文字写道：“老鼠说：小白兔，小白兔，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弟弟；白兔说：老鼠，老鼠，你的尾巴长，我的尾巴短，我不是你的哥哥，你不是我的弟弟。”这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蒋介石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微妙关系，该幅漫画的落款很具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军第叁十八师一百一十四团机关枪连三班班长南志俊同志画”。
书写标语和画漫画的，大多是像南志俊这样普通的红军战士，也有一些是出自邓小平、张云逸、廖承志这样的高级指挥员之手。红军的标语和漫画，内容丰富，浅显易懂，既有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对红军纪律的宣传，也有对敌人丑恶嘴脸的辛辣讽刺，还有对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的详尽阐明，清晰的字迹、铿锵的话语和滑稽的漫画，一笔一画、一句一式，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派的罪恶，还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大无畏精神和真挚情感。廖承志在长征时曾给宋任穷画过一幅惟妙惟肖、十分生动的漫画像，陈赓在上面题词写道：“穷像”（意思是宋任穷之像），这让宋任穷每次看到漫画都笑得合不拢嘴，这张漫画也成为他们对那段艰苦而快乐岁月的深刻记忆的见证。
那时，红军对稀缺的绘画人才有着足够的重视。1928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文字宣传，如写标语，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画的人才，请中央和两省送几个来。”尽管当时苏区的条件艰苦、人才奇缺，而且出版的也只是油印报刊或壁报，但新闻漫画还是成了不可或缺的报道手段之一。莫文骅在《红军很重视美术工作》一文中就曾回忆道：“红军时代每个师都出版油印报纸，有报就有画，红七军有两个专门画画的同志，红军总政治部有好几个……”当时还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漫画作品和工农兵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农尚智、胡烈等。他们的作品如《红军的壮大》《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选举运动》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性。
1934年，《红星报》上刊登的《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是红军时期一幅非常著名的新闻漫画，说它著名，就是因为这幅漫画所反映的新闻事实是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时，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对标语和漫画宣传的内容、口径，甚至连书写的方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为规范红军标语宣传，在赣南的于都，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名义发布了134条标语。自1930年10月，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苏区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红军与白军，都不仅能分辨，而且还能解释。
《红星报》第44期，以“发展游击小组，配合红军作战，粉碎乌龟政策”的漫画十分生动、形象，游击小组是以箭头的形式射向乌龟的脚，让劳苦大众了然于胸；第48期第6版，以“五次‘围剿’第二步计划的开始”“敌人愈前进，兵力愈分散，给养运输愈困难”“苏区内的群众都武装起来加入红军”和“敌人后方发展广大的游击队，新的苏区包围了敌人”四幅漫画为一组，用这些简洁的图示告诉群众目前的局势，该做什么，怎么做，要实现什么目标，这样指导群众参加游击队，并明确当前的任务和面临的困难，使革命得到有效的支援。
《红色中华》报第100期，以“群众的报纸”为题的漫画中，很多扛着镰刀、铁锤的群众挤在报栏前，报栏上写着“红色中华报张贴处、把红色中华办成为广大群众的报纸”。群众的报纸就要报道群众的事情。第158期，以“努力收、努力种，为自己、为革命”为题的漫画就是春种、秋收；而第200期以“兴国节省粮食的女英雄”为题的漫画，三位妇女扛来一担担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红军，这些鲜活的画面，不仅是鼓动群众的最好的动员，也是历史的记录。 红色经典
彭德怀曾在《红星报》上专门发表过《扩大红军》的社论，详细讲了为什么要扩大红军和怎样扩大红军。1934年5、6、7三个月内，红军长征出发前要在中央苏区完成5万人的扩红任务，但截至6月30日就有68519人参加了红军，远远超过了扩红的预期目标，这么快的动员速度与《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长征第一渡——于都，是魏巍笔下“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出发地，也是埃德加·斯诺笔下“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有一首再现当年军民依依惜别之情的诗：
深秋星夜大地凉，月圆月缺苍穹暗；
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
红军远去别苏区，何时再能把家还；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以“十送红军”为主题的漫画就把这场景很生动地还原了出来。当年于都河畔年轻女子唱着这首歌送别红军，他们泪眼相望、生离死别的情景犹在眼前。多年以后，留在杨成武将军记忆深处的还是老表们那句“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事实证明，红军利用标语、漫画、歌曲等强有力的各种宣传手段和演话剧等全方位的宣传攻势，使红军获得苏区群众的广泛支持，也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敌人的意志和气焰，给围剿苏区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所以，1930年，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说：“我们拿什么武器呢？我们拿下面那十二个口号作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才真正是缴敌人几万支枪的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我们提出那十二个口号，就立即增加了十二军红军的力量。”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无奈地电告蒋介石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这正说明了当时的文化宣传在苏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这些形象、易懂、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的宣传，使苏区军民具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支援红军。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就是用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理解了当年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打仗与筹款”，一样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而人民的支持就需要“做群众的工作”。毛泽东强调：“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这两张报纸就架起了红军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而漫画这一通俗易懂的形式，既提高了报纸的可读性，也增强了军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红色坚守
《红色中华》报第242期，以“拥护中央政府！拥护红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题的漫画上，军民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帜；第302期，以“日寇血手又伸到华中来了！”为题的漫画中，一把滴血的刀正把“中华”作为盘中餐去切割，由此不难理解，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家仇国恨，民众在这样的漫画中感受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抗日的宣传也是红军漫画中的重要内容。在《红色中华》报第234期发出了“纪念‘九一八’，以抗日先遣队的胜利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的号召，第236期发表了“对日作战的宣言”“抗日统一战线”的动员，第237期“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去扰乱打击与消灭敌人”的具体举措与步骤，指导民众参加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这样的宣传使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反革命的武装日趋式微，并且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红星报》和《红色中华》的漫画，让不识字的穷苦人也读懂了革命，了解了红军。红军长征出发时，苏区群众支援军费150多万元、粮食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余双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长征队伍中，每5位红军就有1位于都人，但到全国解放时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6336位，而幸存的却仅有277人；兴国县当年有23万人口，却有8万多人参加了红军，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几乎每一千米就有一位兴国籍的战士为国捐躯，真可谓是：“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当年的《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军民对革命的支援，红军漫画留下的是一串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依然要铭记的是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书写着“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的煤渣路和陈毅“手莫伸”的诗句，以及他说的“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这句话，要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的西柏坡民谣当作我们不忘本、莫丢魂、扎稳根的执政为民的根基，也只有这样，才能打赢未来的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