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得最舒适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毫无疑问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纵观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散文作品，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平”二字，常在众大家的文中若隐时现。关于北平的住与行，关于北平的回想和怀念，都绎化为文字，在他们的文章中倾情上演，对他们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1923年10月初，郁达夫离开上海赴北京大学任教，到1926年10月离开北京返广州，整整三年的时间，他和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5月27日他写下《北平的四季》。
　　作者写道“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作者还写道：“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子，远处的烟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包管你看个月也不会看厌。”此描述，可以看到租驴出城，回来再把驴交还。这样的出行生活方式，尤其是文化人那种闲适自由、安贫乐道的心怀，是当时北平文化精神富有魅力的地方。
　　同样，张恨水上个世纪20年代写作《春明外史》的时期，也是《春明外史》故事的背景时期。小说有一处写报人杨杏园，于清明时节参加同乡扫墓祭奠亡灵活动。他是皖中人，皖中义地在永定門外。他和同乡兼同邻黄别山同行，“二人出了会馆，向永定门而来。到了城门口，两人各雇了一头驴子出城。”扫墓的时候，又遇上同乡吴碧波，他也是骑驴来的。活动结束之后，3人结伴骑驴而归。
　　当时的北京四周的城门外都有“驴口儿”，然而最有名的是西边阜成门外和西直门外的“驴口儿”。阜成门外是内城前往道观白云观的必经之路，而骑驴上白云观，是北京的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可能跟道家八仙之一，倒骑驴的张果有点关系。西直门是通往西山的必经之路。郁达夫所说骑驴“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一般都以西直门作为骑驴的出发点。
　　还有季羡林著的《另一咱回忆录》写道“他（郑振铎）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清华、燕京，宛如一个村镇，进城要长途跋涉。校车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
　　可见在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各个城门外的驴口儿还有生意。后来，洋车越来越多抢“驴口儿”的生意。到抗战时期，“驴口儿”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相。“骑驴”就是当时的面相之一，可以以小见大的历史环境来记载、描绘、表现北平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而“骑驴”在作家的文字塑造出来的北平特别有别样的风情韵味，也是最容易感知最能够触摸到的记忆。
　　反观上世纪30年代中国散文中的北京文化内涵，你会清楚地认识到：北京的地理气候之美，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北京博大深厚的胸襟，北京自由快乐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北京的田园景象，北京的梦幻色彩，都是适合人类精神的丰富饱满的养料。而《北平的四季》这样的散文，描写细腻真切，不经意间抒发自己的感情，挥洒自如，仿佛记忆里晃动的黑白胶片，让你亲临其境与郁达夫一起轻松散步，胜似闲云野鹤，坐看花落花开。
　　（转载自《教师报》2010年6月30日第B2版）